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
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这一问题在西欧大国中以德国表现最为突出，但其它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恶性循环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同样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在实践中，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后，涌入欧洲的中东和非洲“难民”就是集中涌向福利标准较高的德国、英国，而不是其它国家。
进一步追溯目前已经尾大不掉的德国土耳其人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1961年10月30日德国与土耳其政府签署的《联邦德国—土耳其劳动力招聘协议》中，德国政府已经有意识地特别规定了几条限制措施，以防止土耳其“客工”扎根西德带来社会隐患：“客工”不能带家属和配偶同来，只能单身来德打工；合同两年一签，期满必须回国；即使雇主愿意续签，客工也必须先回土耳其，再签约返回。
在土耳其客工持续高增长接近百万之后，借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重创西德经济之机，时任德国总理勃兰特推动通过新法案，结束了与土耳其的劳务协定，此后又陆续通过“禁止双重国籍”等法案，试图将土耳其客工挤回土耳其，但法律法规不配套，导致这一切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由于西德人误以为取消客工协定就能一劳永逸消除土耳其侨民问题，于是急急忙忙取消了对外侨家属探亲的限制，导致大批土耳其客工家属为享受德国福利而涌入德国，一家团聚，生儿育女，以土耳其国籍而享受德国福利，人口快速膨胀，其规模突破无法形成社群内部经济自我循环的临界点，即使从德资工厂失业的土耳其人，也能够在土耳其人社群的服务业等企业中就业，而不至于必须返回土耳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