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词上的转变体现了红军由弱走强的趋势。”戚厚杰说，众所周知，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８万多人锐减为３万多人，但军纪严明，依靠打土豪得到补充，依靠分田地得到民众的拥护。在《陆军第六十二师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初出发时，每连有八九十人或百余人。瑞金的百姓，自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均集中起来了。或编在连上，或编为担架兵……买不到粮食，全靠打土豪来吃。”

档案不仅记载了红军军纪严明，也将国民党方面军纪政纪败坏暴露无遗。《剿匪军追剿军第一兵团二十三年度十二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中记录，在湖南省通道县县城至白沙铺一带，“盖赤匪盘踞该地，不过数日，而其所需，均取自财主之家。对于一般穷苦民众，并未予以不利，且多数为其宣传所动。故国军到时，民众多相率逃避，在家者均系老弱。民心如此，隐患良深。”

敌方实力派拥兵自保　红军巧妙周旋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底，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号称统一了全中国，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军阀仍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蒋希望通过追剿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吞并地方军阀的目的，地方军阀则千方百计阻止蒋的军队进入自己的‘防区’，地方军阀之间也为此相互攻讦，这些在档案中都留下了记录。”戚厚杰介绍。

最为典型的就是云南军阀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湘，龙云想要把红军“送入”四川，刘湘则想阻挡红军入川，使之入滇，为此双方互相指责。同时，为了拥兵自保，刘湘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拟派１０个师入川“助剿”的要求，并同中央红军签订了《红川桂秘密协定》，给红军以过境的便利。

国民党并非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清，在一份《四川剿匪军第三路军军戍区民众劳军代表团的快邮代电（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８日）》档案中这样总结：“我军亦非不能勇战，只因内部团结不坚，拥兵者宅心不尽纯洁，而负统一指挥之责者，又难以行使职权，遂不免有图保实力，藉匪自重者，良由防区恶制相沿已久，强弱稍异、权力不均。窃虑匪患告靖，又起内争，盘马弯弓，留以有待。故有坐视他部被攻，如隔岸观火者；又有拥一营、数营之众。匪来只五六人或数十人，遂相率溃逸者。”“盖各部平日不相胶附，聚景搏沙，早为匪所窥破。”

“红军能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下走向胜利，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敌方内部矛盾，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我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并巧妙利用沿途各地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将敌人各个击破，一步步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戚厚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