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刘昂见到邓颖超时，特意同她谈了关于周恩来有没有“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刘昂把她见到的真实情况向邓颖超作了详细的报告。刘昂还说：“总理叫卖过报，不仅不影响他的形象，反而会使人感到周总理在复杂的环境中，领导斗争艺术的高超。”邓颖超当即点头表示认可，并说那天她不在场。

至此，周恩来是否上街“叫卖过”或“散发过”《新华日报》一事，终于按照邓颖超的意愿搞清楚了。

在这前后，邓颖超发现有的同志所写的跟随周恩来战斗在重庆的回忆文章中，有些情节与史实有一定的出入，提出应该更正。

比如，有的文章写194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董必武等同志应邀出席了一个集会。

实际上，董必武当时还在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

又如，文章中对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一些描述也不真实，说二楼住的都是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安插的“内勤”。

事实是，二楼住的是傅作义将军的部下刘瑶章（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和全国政协委员）；三楼住的是侍从室主任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

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访重庆曾家岩时，澄清了这些史实。

“实事求是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东西，写文章，讲话。不要言过其实”

1977年，著名党史学家胡华带领中国人民大学党史教研室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几位同志研究周恩来的青少年时期，并很快写出了书稿。他很想听听邓颖超对书稿的意见。经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联系，邓颖超表示愿意看看书稿。11月15日晨，她将撰稿人之一程振声叫去，讲她对书稿的意见，整整讲了一个上午。

首先，她从题目讲到怎样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她说：“根据我已经看过的内容，对书名提点意见。因为是讲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活动，用‘故事’二字不妥。”她亲笔改为《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她又说：“这本书是根据真人真事写出来的，用‘故事’二字就冲淡了它的真实性。书名请胡华同志再考虑一下。”后来她还拿出一本《西行漫记》给程振声看，并说，“我过去看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第四章讲《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就是主席的生平，这是主席讲的，斯诺写的。后来又经过主席修改过。我推荐给他（指胡华同志）看看这一节。”“你看这本书一是写的青年时代；二是长沙时代；三是革命前；四是革命时代；五是苏维埃运动；六是红军长征。不是说一切都是按照主席这样来写。问题是，我们学习主席是怎样看待一个人的成长，以便能够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恩来同志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