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她说：“‘五四’以前恩来同志的活动我不是很清楚。在书中把主席的活动和恩来同志的活动连在一起，这样不合适。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恩来同志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希望把这部分（指把主席与总理连着写的几十段）删掉。那样写，给人的印象是牵强附会。”她接着说，“不管是写‘故事’也好，不管是写历史也好，一定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如：第59页中写道：‘大家都高兴得互相拥抱。’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拥抱’，在解放前，咱们中国没有这个习惯。解放后迎接外宾的时候，人家来拥抱了，咱们也拥抱，人家不拥抱，咱们也不拥抱。书中那样写，好像60年前就有这个习惯了，这样就不实际了。”她还说：“关于他（指周恩来）在南开的情况，我不甚了解。只是在文字上提出些意见。但在事实上也没多大问题。我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认识他的。我看了十五段，可以肯定。”

最后，她强调指出：“首先是文风，其次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东西，写文章，讲话。不要言过其实，特别是现在更不要言过其实。延安整风的时候反对党八股，现在我们反对党八股言过其实。这个问题要考虑，比如第二个题目‘从小立志救国’;，这个题目好像古人讲‘少有壮志’。这样不行，好像有点林彪的‘天才论’了。过去有人讲到主席青少年的事情时，主席讲过，我那时是个小孩子嘛。所以，关于第二个题目，他（指恩来同志）那时才十二三岁，这样写就不符合事实了。这个题目要改，怎样改？请胡华同志斟酌一下，是不是可以改成‘开始关心国事’，好不好？”

她把亲笔修改过的那一稿让程振声拿给胡华看，为什么这样改，让程振声解释给胡华听。

后来，程振声逐字逐句向胡华汇报了邓颖超的具体修改意见。胡华非常重视邓颖超的意见，表示一定按邓颖超的意见修改书稿。

“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刚刚开始编辑《周恩来选集》时，邓颖超就对研究人员说，你们选周恩来同志的文稿，“一定要有确实依据证明它是恩来同志的东西时才能用，不要根据分析或猜测。在没有证实之前，宁舍勿选”。她还这样强调地提醒编辑人员：“希望你们编文集要改变作风，不要搞突击，赶节日”。“出文集什么时候都可以，不要采取突击完成任务的方法”。“要踏实，要精细，要实事求是，要唯物主义”。在几次谈话中，她不止一次地教导编辑人员要实事求是。她说，对于领导人物，不要总想方设法把正确的东西放在他们身上，这不是实事求是。她指出，领导人物的思想也是有发展过程的。例如觉悟社是什么性质的团体？有的认为是革命组织，邓颖超就没有赞成，后来写为进步团体，她才点了头。她说，在觉悟社时，就是周恩来，信仰也还没有定，是后来到了欧洲后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