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党的活动，地下工作最严重的弱点是盲动主义，几个人组织暴动，一暴动就要发动群众，一鼓动暴动马上就被消灭了。《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陈铁军都牺牲了。没有力量的时候，只能隐蔽活动，后来纠正了盲动主义。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而且重新建立“特科”，要求党的工作完全职业化、社会化。在国民党敌战区工作，最大的首先得有隐蔽的身份。这个人首先要有职业才不受怀疑，你这个人是无业游民，连房东都怀疑，你是干什么的，尤其是单身汉就更糟了。他当时在上海工作，租了个房子住，结果跟房东讲，我是个记者，其实他整天也不从事采访，又怕引起怀疑，有事无事都出去转几个小时，实际上他干的不是记者，没有隐蔽的身份是最困难的。当时一个庞大的机关，中宣部一二十人租一个小楼，你们是干什么的？周围邻居就怀疑了，因为没有正当的合法的掩饰身份。周恩来讲必须职业化、社会化，开始还做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另外特科建立起来了，保卫党中央，周恩来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乱打叛徒，危害大了才打，这个人带着党的机密，要投降了，可以消灭。一般的人，对革命悲观失望了，不愿意干了就算了，如果这样要杀起来就没有头了，只能是个别的。再一个不许打公开的特务，特务潜伏到机关里了，那不消灭不行，像国民党有名的特务头戴笠、毛人凤等，共产党从来没派人暗杀过他们。不许搞绑票，这就是特科在隐蔽斗争中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不然变成恐怖组织了。从建立开始，周恩来就给端正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时中央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领导，实际上周恩来为正，顾顺章为副。后来顾顺章一叛变特科工作整个不行了。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80年代上海活着，后来叛变了，解放后还给一碗饭吃。二科是陈赓。特科也是分四个科，一科是总务，负责党中央日常活动，怎么租房子之类的，财务开销都是一科管。二科是情报，三科是行动，杀叛徒，四科是通讯，跟各个城市联络，电台之类的。另外，当时特科的工作主要派苏联学习过“格别乌”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苏联最早叫契卡，后来是政治保安总局叫“格别乌”，1953年改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中共最早建立的情报机构学的苏联的“格别乌”的经验，周恩来按中国特色规定了任务，就是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特殊任务：一不许是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这个意义重大。以后几年内，保证了党内党的生活基本健康，另外跟恐怖主义划清界线。毛泽东后来坚持一个原则，毛主席在的时候从来都是党内不许搞侦察，党内斗争当时很频繁，毛泽东跟刘少奇、彭德怀都有意见，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到刘少奇家、彭德怀家安个窃听器，从来不许搞侦察手段，侦察手段只能对敌不能在党内，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保证。美国也是一样，联邦政府要求全国所有电话都能侦听，这不严重侵犯人权吗，那还有什么隐私可言？你确定这个人是恐怖分子，是嫌疑人，可以侦听他，普通老百姓都侦听怎么得了？那不整个严重的特务政治了吗？苏联很糟糕的一点也在这儿。另外周恩来规定，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引诱取得情报，而要靠政治信仰发展情报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