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喜悦，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胜利的情感宣泄。但是，在涉及对日处理问题的公开言论中，蒋则表现得极为克制与宽容——这与其他战胜国领导人的“复仇主义”言论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反差。“密苏里号”受降仪式结束后，杜鲁门在广播中声称：“今天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报复日，就和我们纪念耻辱的珍珠港事件日一样。”（《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斯大林则在广播中声称：“1904年俄军所遭受的耻辱、俄国人民心中悲痛的记忆、老一辈人期待抹去的污点，终于在今日得以洗刷。”（《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而蒋介石的广播讲话《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则发表于8月15日，要早于前两者，文中宣称：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讲话，在日本社会各界激起了巨大的影响。《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记录道：“日本东京《读卖新闻》发表社评，盛赞蒋公人格及领导力量之伟大，并对中国人民于战事终止后不向在华日人实行报复一事表示感谢......该社评认为......蒋主席发表宽待在华日人、以德报怨之主张，此乃现代史上最仁慈、最文明之文告......在华日人于战事结束后，竟能自中国平安遣返，实为蒋主席对其人民之伟大政治力量及英明领导之所致也。”1946年3月21日，蒋介石接见了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亦指示了“对日本所持'以德报怨'政策之要点”。正如日本学者家近亮子在《日中关系的基本构造》一书中指出，这篇讲话中所蕴含的思想，成为了战后初期蒋政权对日政策的基调与原则。
“以德报怨”与“无奈之举”
在战后对日处理问题上，蒋政权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贯彻了“以德报怨”的原则。
首先是滞留在华的日军及民众问题。日本宣布投降时，在国民政府负责的受降区内，有日本现役军人约1，183，800人，平民约999，470人，合计约2，183，270人。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亦发表声明，其内容之一即与中国合作遣返日本在华军队，使日本在华不残余任何势力。根据学者梁敬所著《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马歇尔当时的解释是：“政策声明中......消除日本人在华之势力，无形中即谓在华日侨。”针对这些军民，蒋政权采取了三项措施：其一，动用了大量中国航运力，1946年7月即遣返完毕；动员大批人力对日本民众加以保护；其三，允许日本军民可携带不超过1000日元的个人财物以及不超过30公斤的行李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