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专门谈到了长征，他将长征比作《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他认为长征有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为中共“找到一个新的根据地”“安定的地方整顿自己”，另一个是“促进了新的领袖的出现”——毛泽东，长征也为他找到了“最亲密的同事”——周恩来，这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

研究新中国史的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其之后发展》就强调，“长征是一个充满政治上和心理上重要意义的事件。”在政治上，毛泽东通过长征重新获得党和军队的领导权，把革命队伍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这里可以“实现他们要对日本人作战的誓言”，从而“实现爱国和革命的目标”；在心理上，长征给了人们以极其重要的希望和信心，也孕育了“延安精神”的核心——“奋斗不息、英勇牺牲、自我克制、勤奋、勇敢和无私”等美德。“传记天才”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也突出强调了长征的心理意义，“一切崭新的社会制度都是起源于理想”“共产主义中国就诞生于长征的汗水、鲜血和冰雪之中，它激发了战士们对新社会的渴望，也培养了他们的使命感。”

1981年7月，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偕家人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并给《生活》杂志发表了《一个美国家庭重走长征路》一文。重走长征路使布热津斯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事件。布热津斯基对长征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长征及其精神遗产为塑造非凡的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刚刚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说，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它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

80年的沧海桑田，红军走过的山山水水依然在春夏秋冬的交替之中，也许已改变了容颜，但历史不会改变，人们不会忘记，长征较之公元前400年希腊人从波斯到黑海的撤退，是“一次更加雄伟的壮举”。在世界军事史专家格里菲斯看来，中国红军“能够忍耐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能够战胜途中大自然好像决意要阻挠他们前进而向他们提出的一切挑战；能够击败下定决心要消灭他们的敌人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英雄的红军用鲜血和汗水绘成了20世纪中国最悲壮的画卷，在今天、在未来，它仍会吸引全世界的人们去思考、鼓舞他们去奋斗。（中国延安干部学院薛琳、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