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的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应诏上万言书，不仅直言无忌，还把副本送达史弥远。他认为济王冤案关系“立国之根本”：“戕天理，弃人伦，对我宋立国之根本损伤太多！”他还指出：“即便追赠褒崇，其实对济王已无所增益；倘欲削夺追贬，其实对济王也无所减损。但陛下友爱之心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伦之或悖或合，国家安危治乱之机却将由此而判定！”史弥远恼羞成怒，撸去其仕籍，勒令其停职，贬窜象州（今属广西）。参知政事袁韶与临安府尹都认为梦昱无罪，拒绝在执行公文上签名。

象州，时称蛮荒之地，胡梦昱流贬之际，很多朝士不畏淫威，赋诗赠别，称颂他“危言在国为元气，君子从来岂顾名”。他也赋诗明志：

非求美誉传千古，不欲浮生愧两间。 胡梦昱铮铮铁骨，只为了不愧对天地，他坚定地表示“忧国不怕死”，最后死在贬所。在专制政权下，正义之士的慷慨赴死尽管也未必能换来统治者对冤案的昭雪，但他们无疑是当时中国人的脊梁。

对史弥远政变与宋理宗夺位，理学家魏了翁“积忧成疾”。济王被害后，他每次见到理宗，就“请厚伦纪，以弭人言”。胡梦昱流贬，他不畏牵连，出城饯行。史弥远恨之入骨，便以“首倡异论”、“朋邪谤国”之罪，将其连降三级，限制在靖州居住。另一个理学家真德秀在上书中认为，朝廷对济王的处理有违纲常，未尽人伦，如今冤案已成，他之所以“进补过之说”，只希望理宗“力行众善，以掩前非，庶几将来不失为我宋盛德之主。这是愚臣之愿，也是天下之愿也”！真、魏的委婉规劝，完全出于为朝廷消谤补过的考虑，理宗却文过饰非，声称“朝廷对济王也够仁至义尽了”。史弥远更是唆使鹰犬攻击真德秀“舛论纲常，曲为济王地”，将其罢官。真德秀做过济王的老师，对其冤死戚戚在心，临终还对家人表示：不能为其昭雪是终身大恨。

绍定四年（1231）三月，临安特大火灾把太庙里列祖列宗的御像与灵位烧为灰烬，朝野无不视为“天谴”，理宗装模作样下诏求言。徐清叟上书就拿济王说事：“陛下与巴陵（指赵竑），同是先帝之子，陛下富贵如此，而巴陵戮辱如彼。近日京城大火，延烧太庙，恐怕就因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气，累载积年，犹未消释，所以有伤和气而召来灾异。”宋理宗仍不理不睬，置若罔闻。

绍定六年六月，权相史弥远病在旦夕，有朝臣旧案重提，要求为赵竑追复王爵，以王礼改葬，并为其立嗣。理宗颁下御笔，虽命有关部门改葬，却依旧给济王安上“胁狂陷逆”的罪名，对于立嗣，还振振有词道：“事关家国，非朕敢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