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中国红军经历的危机，共产国际也在对李德的工作进行审查。1939年12月，由负责审查的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监委会主席佛罗林在莫斯科召集相关各方召开会议，对李德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周恩来，任弼时，师哲等参加了会议。

这个会议据说开得十分火爆。

在会议开始后，尽管李德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并提交了检讨，但当时在苏联学习的原红二师政委刘亚楼仍然愤怒地指责李德作战指挥生搬硬套，给伏龙芝军事学院丢脸，是战场上的草包而且态度专横。其言辞之激烈，连周恩来都不得不向会议代表解释，是因为刘亚楼的部队在战斗中遭到重大损失，因此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但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李德在各个方面的错误和造成的损失。

李德则在整个被讯问的过程中脸冒虚汗，面色苍白，只是不断为自己进行辩解。比如他坚决否认曾经辱骂过朱德总司令——刘亚楼说他骂朱总司令“老油子”，他说：“不，我说的是‘老头子’。因为我的中国话说得不好，被人听错了，我并不是骂人。”

但刘亚楼不依不饶，继续声讨李德。

与会各代表也对李德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会议的结果佛罗林还是和了稀泥，一方面承认李德有错误，另一方面又没有给他什么重大处分。李德，也就是奥托 布劳恩从此在共产国际不再受到重用，特别是不再让他接触军事工作。他先是在《外语新闻》杂志担任编辑，成了一个翻译家。

年轻时代的李德，颇为英俊干练，但他早年的经历更多和城市暴动与越狱有关，尽管在1931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却没有任何指挥成建制部队的经验，他担当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决策问题无疑是不适当的。

在讯问期间，李德曾向佛罗林用德语这样抱怨过：“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能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懂，一开始我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顾问，对于我的建议，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了……”

乍一听似乎是推卸责任，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其中并非没有几分道理。

是啊，这样一个外行进行指挥，应该很快便显示出问题来。李德本质上是一个情报军官，就算有些从上海去的中共领导人同样不熟悉军事，红军中那么多有经验的军事将领，象刘伯承等同样出自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理论高于李德，怎么会看不出他的问题来呢？李德在1933年进入苏区，他的指示基本是接二连三带来问题，既然他明确自己是一个顾问，为什么还能对红军的作战指挥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他的威信何在？难道仅仅是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就可以让他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