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受命后,进行了一个月的准备工作。他迅速集结炮兵,对炮击的所有目标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标存在作战地图上,还部署了空军、海军、炮兵的共同作战方案。就在准备就绪时,8月20日北京急电召叶飞去北戴河。

翌日下午叶飞到北京,见到毛主席。在座的还有彭德怀、林彪、王尚荣。叶飞的汇报刚完,毛泽东突然问叶飞:“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当时,美国顾问配备到蒋军的营一级,主席这一问,使叶飞为难了,他说:“那是打得到的呀。”沉默了十几分钟,毛泽东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主席,那无法避免!”叶飞的回答很干脆。在毛泽东停止问话,作进一步思考时,林彪察言观色琢磨出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建议:让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事后,叶飞回忆说,主席没有采纳林彪的建议,而是命令叶飞按原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这样毛泽东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进展情况。为了便于指挥,一部专线电话被直接架到叶飞的房间里。当时,参与并了解炮击这一机密的范围限制在中央的最高层,知悉的人极少。既然如此,《南洋商报》又从何处早得这一“天机”呢?

从罗湖桥那边来的神秘客人

1956年7月1日,位于香港与深圳间的罗湖桥上匆匆走过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他刚跨进国门,就上了中联部在那里等候的轿车。中年人在广州略事休息后就直飞北京。这位神秘的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大名鼎鼎的人物--曹聚仁。

1950年7月曹聚仁去香港,6年后他重返大陆,首站北京。

定居香港6年,曹聚仁曾是几家香港报纸的主笔,他也是海外新闻界第一个回到大陆的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曹聚仁就和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所往来,所以曹聚仁回大陆的行踪自然让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倍加关注。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就充斥着港澳地区的各大报纸。为此,曹聚仁行前特别对友人解释说:“我这回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点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时,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里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他还强调说,“寄语香港的朋友,不必作神经过敏的推测”。

但是,说者自说,听者自听。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曹聚仁返回大陆的前三天(即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一届人大三次会上作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曹聚仁选择的时间和这一政治召唤是巧合呢,还是有其他意义?这难免令人猜疑。曹聚仁到大陆两周后,周恩来总理在颐和园听鹂馆设宴,邀请他参加。宴会作陪的有邵力子、傅学文夫妇,还有张治中、陈毅等人。席间,宾主谈笑风生,觥筹交错,气氛十分融洽。宴会结束后,一行人还泛舟昆明湖。此时,曹聚仁就“和平解放台湾”的演说一事,向周恩来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回答:“'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能共同商量安排。”邵力子是曹聚仁的恩师。6年前,曹聚仁去香港,行前就得到邵力子的赞同。这时,邵力子双目注视着曹聚仁说:“你有许多条件,又有海外地利之便,这工作要多做些。”曹聚仁点点头,他们的心情彼此相通。旁边的陈毅说:“曹先生不会推辞吧?”“哪里,哪里,聚仁身为炎黄子孙,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