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家风很简单，就是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我们都是普通学生，长大了是普通老百姓。

政事儿：但你12岁就住进了中南海。

周秉德：我们上学都是坐公交，吃饭是在大食堂。只不过就是跟他有这么一层关系，而这个关系只是家长里短，没有任何其他的。我们只是进了中南海，进了西花厅，其他的一概都是老百姓。

政事儿：你的意思是，你只是住的地方跟其他同学不一样？

周秉德：对，其他的都一样。而且一直都是普通人的心态。比如从小就告诉我们是普通人，将来你们的前途都要靠自己去奋斗，不能靠伯伯这层关系。

政事儿：总理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周秉德：做老百姓。不要想有任何借他的光，不可能的。而且我们都很低调，大家知道我是因为我出了一本书《我的伯父周恩来》，以前谁都不知道我。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不要出头露面，不让大家知道我。

到现在为止，很多人照相的时候，我可能年龄也大了比较显眼，别人把我搁到前边儿。我的弟弟妹妹或者孩子们，都是在最后面或者边儿上才能找到他们。没人往前边儿争，都是很收敛的，都是“夹着尾巴做人”。

政事儿：你担任过级别最高的职务是中新社副社长。

周秉德：对，就是个正司级干部。有的人我看不起，现在很多靠疏通关系干这个干那个，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样的人我是不承认他是共产党的。

谈“红色后代”

“这里边确实是良莠不齐”

你怎么看“红二代”这个称呼？

周秉德：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也不能否认，但是这里边确实是良莠不齐，什么样的人都有，主要就看自己的态度和作为。自己的历史自己写嘛，做得好还是做得赖都是自己的。

政事儿：“红二代”会搞一些纪念活动，你经常参加吗？

周秉德：通知到我了，我就去。不通知我的，我也不追。有可能的时候还是尽量去。一般的找我的人，还是觉得能够谈到一起的，不是考虑自己东西特别多的人，有权有势的也不找我。（笑）

政事儿：大家平时各自忙自己的事情，聚起来的时候会有特殊的交流吗？

周秉德：老一辈都是比较亲近的，大家也就比较自然，互相都很理解，但是也没有太多深入地了解，或者说私底下的你来我往，我也都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