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前被蒙骗，事发不知情，事后仍不明，戴笠感到无比的羞愧和耻辱，这是他的直接失职，也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戴笠惶惶终日，度日如年，特别是南京当局决定准备对张、杨大肆讨伐之时，戴更感到事态的严重，一旦战火发生，不仅校长性命不保，而且他的人生之路也将重大逆转，前途不仅仅是渺茫而已！
“复兴社”头目文强对此有形象的记述：
我记得事变发生的三四天之内，戴笠哭丧着脸，绕屋嚎叫，一筹莫展，认为蒋介石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他想出的办法是赶快找到能飞檐走壁的夜行者，准备爬越城墙，星夜去西安救其主子。
正当戴笠万念俱灰之时，转折却突然到来，宋子文从西安返京后，即邀戴去他住处，并告诉他将再次返回西安，并请戴一道同去营救委员长。这使他既吃惊又欣喜，他终于感到宋子文还是重视他，而且是在关键时刻启用他。
12月22日中午，戴笠随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郭增恺同乘一架飞机经洛阳转至西安。
急留遗嘱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迄今所见的史料看，没有作为。此行张、杨并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也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机极深的戴笠却留下一份怪诞的遗嘱，遗嘱是这样写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