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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千年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第一财经 2019-08-26 09: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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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18日,第一财经刊发了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姜建清的文章《纠缠千年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历尽艰辛的普惠金融探索史》上半部分,今天继续刊发下半部分,以飨读者。

由兴而衰,金融普惠的最初实践

借贷禁锢不能解决贫困问题,慈善救助无法覆盖普罗大众。宗教对利息解禁及银行解绑,只将服务对象由国王僧侣转为资产阶级和工商阶层,银行高门槛仍将众多穷人拒之门外,即便是简单的存汇业务。18世纪“高大上”的英格兰、苏格兰银行,一般不接受低于10英镑的存款,而农工年薪只有10英镑左右。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济贫法”,除政府济贫之外,也以政府确定的低息借贷作为解困的方法之一。然而光有限制没有激励,金融普惠只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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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传统农业经济解体,不少农民破产失地、困苦无援;产业工人薪酬微薄,境况恶劣;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矛盾激化。加之人口膨胀、通胀剧增,1815年英国八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或部分陷入贫困,此后爆发经济危机,加剧恐慌混乱。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空想社会主义、慈善人道主义运动和互助合作思潮兴起。探索以穷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和参与者的金融普惠模式,在18至19世纪登上金融历史舞台,并产生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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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银行-向穷人打开银行的大门

中世纪欧洲手工业行会就有慈善基金传统,在人们遇到疾病、失业和衰老时给予救助。意大利典当行蒙特斯·彼达是宗教慈善和非营利金融,它们发放小额贷款解决穷人急迫需求,并被视作储蓄银行的前身。全球最古老并至今尚存的意大利锡耶纳银行,起源于1472年的锡耶纳蒙特斯·彼达。早期一些储蓄社更像“标会”,以富人捐助和穷人储蓄形成互助机制。储蓄银行真正得到发展,是确立了以吸收低收入阶层储蓄的道路。它们鼓励穷人节俭自立、坚持小额储蓄,实现财务独立,使生活更有尊严,不靠政府、社会或富人的施舍救济维生。在遇到失业、疾病、年老、丧偶或婚姻时可解燃眉之急。这与当时已存在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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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巨大的是英国传教士亨利·邓肯创建的鲁斯韦尔(Ruthwell)储蓄银行,1810年5月在贫瘠的苏格兰乡村开业。亨利·邓肯鼓励穷人勤俭节约,甚至小额便士存款亦受欢迎。其实从存款余额看鲁斯韦尔储蓄银行成功并不显赫,四年后才吸收储蓄存款1164英镑,相当于百年前牛顿任职伦敦造币厂厂长时的半年工资。但是巨大变化是银行第一次改变了服务对象,从少数财富拥有者的专属品,转向为多数人提供金融服务。众多贫困的仆人、小店主、工人、农民成为了银行客户。许多人从未走进过银行。当时一些储蓄银行客户中三分之一是文盲,不会签字只能用十字架签章来替代。简陋的乡村银行可能使第一次进入银行的贫穷农民客户没有大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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涓涓细流汇成大海。1816年以前,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6家储蓄银行,至1820年有近500家储蓄银行遍布整个英国地区。1844年英国储蓄银行的储户已达101万人,1900年德国的储蓄银行达2685家。众多的民众享有了金融服务权利。储蓄银行模式在欧洲、亚洲和拉美各国广泛复制。二战后,储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作银行一起,成为世界商业银行的三大体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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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银行的金融普惠举措受到了执政阶层欢迎。为支持储蓄银行具商业可持续性,1817年英国通过法令,之后为储蓄银行储户提供国家保障的稳定收益。1829年法国认可储蓄银行是公益性的私人银行,政府给予隐形保证和无风险回报。1838年德国出台储蓄银行法规对其支持。美国储蓄贷款协会也享受政府税收和政策优惠,坏账准备免予缴税。因低收入人群风险承受能力低,政府通常鼓励储蓄银行购买固定收益的政府债券,或存放在大银行以保证安全的收益率。这一措施可谓一石二鸟,在资金短缺的年代,政府通过储蓄银行购买国债,可以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中国也曾通过邮政储蓄系统吸揽储蓄,给予2%的手续费)。

不过在储蓄存款逐步增加,社会资金短缺缓解之后,对政府利息补贴的争议越来越大。由国家替代储蓄银行投资的体制,也一定程度削弱了储蓄银行的信贷经营能力,增加了银行的惰性。早期意大利合作银行的创始人吕采蒂曾说过“储蓄银行将穷人的钱贷给富人,信用合作社将穷人的钱贷给穷人”。固有自吹自擂、贬低同业之嫌,不过也指出了早期储蓄银行短板所在。

合作金融-让穷人得到低成本贷款

储蓄银行在存款和支付领域实现了金融普惠,但弱势群体仍不满其借贷需求被漠视,合作金融的诞生剑指着更深层次的金融不公平现象。虽然互助合作的货币借贷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社仓制度、民间合会等。但近现代互助合作思想源于19世纪初,英国欧文、法国傅立叶和圣西门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针对初期资本主义的弊端,指出互助合作的实践方向。最早倡导信用合作的是法国的蒲鲁东,他认为货币信用行为是社会剥削关系存在的根源,主张通过信用合作实现互助互惠。

信用合作银行的出台有外部因素的催化。19世纪中叶德国逢大饥荒,农业歉收,农价大跌。不法商人趁火打劫,高价售卖农具肥料,农民陷于极度困境,高利贷更致雪上加霜。1848年德国赖夫艾森创办了以贫苦农民为本位的信用合作社。次年德国舒尔茨创办了为手工业者和商人服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由此德国被世界公认为是信用合作的发源地。1876年德国建立“赖夫艾森合作社总联合会”,确定了中央信用合作机构与地方机构的关系,不是控股或子公司关系。地方合作信用社自治管理和独立经营,由总公司为地方机构提供业务技术和咨询支持,合作银行的低息贷款打击了高利贷,解决了农民的金融普惠需求,弥补了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覆盖不足。合作金融在德国获得极大成功,为周边国家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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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合作金融是植根于自助、责任、平等、民主和团结价值观基础上的企业,成员积极、平等参与决策和制定政策,是人而不是利润成为中心。

由赖夫艾森所奠定的合作金融的基本理念是:

第一,慈善救济只是帮助穷人的一种权宜之计,设立互助性质的信用合作社让农民自己救自己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二,人的品质是偿还贷款最重要的保证,因此吸纳社员时要经过严格审查,朴实的、热衷本社区事务的以及在村庄享有一定声望的人应该被接纳;

第三,为了减少信贷调查和收集信息的成本,社员应该限制在一个单独的教区,控制社员人数。为了降低和减少违约倾向,通常应该由本地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充当贷款的监督者;

第四,所有参加信贷联盟的社员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所有的社员都可以取得低息贷款,并且这些贷款只能用于勤俭的生活和生产目的。

信用合作社积累的资本主要投资于合作社。1966年国际合作联盟根据各国合作信用的精神将其归纳为6项“合作制原则”。

中国首家农村信用社于1923年6月成立于河北省香河县城,创始人薛仙舟在20世纪早期在德国研究合作金融。回国后提出全国合作共和,实现自救互助,以对抗农村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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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普惠为何由兴到衰

二次大战后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曾蓬勃发展,为缓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乡与工农矛盾,为各国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多数经营稳健、管理规范、资本充足、风控良好。当时许多学者认为互助合作性质的银行,更关注顾客的长期利益,其业绩不易受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

在欧洲银行业多次危机中,看似弱小的互助合作金融却扮演了缓冲器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欧洲金融系统的稳定性。1100多家地方性互助银行被标普授予较高的评级。德国中央银行在2009年关于金融稳定性与银行所有权内在联系的研究认为,互助合作金融相比私人股东拥有的银行破产可能性更小。国际货币组织的研究认为,互助合作银行迥异的行为方式恰成其优势所在,独特所有权以及治理结构,向下分权的决策模式,为利润最大化而承担更大风险的动机不太强烈等,有利于风险管理。

不过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没有笑到最后,这些银行初始依托社区熟人环境,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低,信息可靠性及道德约束力强。因而能以合理价格提供服务,在其他银行不愿进入的区域生存。然而随着经营区域和业务规模扩大、经营环境复杂及信息不对称矛盾加剧,传统信贷风控方式变得难以适应。不少储蓄银行熟悉存款业务,擅长债券投资,但信贷短板明显。此外银行大型化后,社员对银行关心递减,内部摩擦成本增加、效率优势骤降。金融科技发展又加剧行业竞争,技术含量低、规模效益差的银行成本压力陡增,财务陷入困境。

不少银行受政府股东导向,过多进入房地产领域,造成巨额损失。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使政府和监管者认为“一根筷子比十根筷子易折”,着手将千千万万的独立法人的储蓄社、信用社的小舢板捆绑成了大船。上世纪80、90年代起,全球储蓄银行与合作金融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机构合并和经营转型。虽然上述银行业务相对简单,较少涉及衍生产品等高风险投机,但依然没有躲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腥风血雨。古老的欧洲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体系走向了历史的低潮。

金融普惠为何使命漂移

储蓄银行、合作银行开创期的初衷和宗旨,包括客户对象,股东结构、资产负债,融资利率等,都具普惠金融的特征。其使命是为成员(社员)创造价值,银行盈利要求和商业化程度较低。银行利润须部分用于公益事业,业务范围、资本要求也与商业银行不同。然而百余年后,却发现了金融普惠发展过程的“使命漂移”现象。其现象之一是从银行服务对象来观察,从偏向于弱势群体转为偏好于富裕人群,从支持弱势群体的小额贷款转向热衷富裕客户的大额贷款。现象之二是从银行经营目标来观察,从扶贫济困、合作互助导向转为财务利润最大化偏好,与普惠金融方向渐行渐远。

“使命漂移”是缓慢的演变过程。据奥地利合作银行的调查,早在1870年代该国合作银行就产生“使命漂移”,渐变成为富裕中产阶级服务的小银行,也资助大型制造商发展,却忽略了贫困工匠的融资需求。但在偏远乡镇和欠发达农村地区,银行“使命漂移”变化则较慢。荷兰合作银行的蜕变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赖夫艾森的合作原则逐渐被抛弃。

百余年来全球储蓄银行和合作金融都或迟或速地产生了“漂移”现象,总体趋势是越来越脱离互助合作的普惠原则,朝着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方向发展,呈现了四方面的变化:

一是业务内容产生变化,经营方针从不以营利为目标改为追逐利润。

二是机构性质由互助合作制性质转向现代商业银行,不再坚持社员资格股和社员投资股,引进了投资股。而投资者必然要追求股东回报,从而其商业模式和股息分配随之变化。

三是股份构成发生变化。控股权从社员手中丧失,治理模式发生变化。

四是资金来源运用变化。资金来源从小额储蓄、资本金和社员存款为主变为多渠道来源,包括央行借款、发行债券及多源存款,吸收资金超过了社员需要,必然涉足商业化经营。

从资金运用看,对信贷与投资风险的偏好变化,从社员发展到非社员再以非社员为主,贷款数额从小额贷款发展到中大额贷款,贷款期限和用途也向商业银行方向靠拢。因不同银行的经营环境、战略定位、组织架构、业务范围、服务对象的差异性,也衍生出不同的银行模式和类型。

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信用社发展至5000多家。上海市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川南城市信用社成立于1986年,实行股份合作制,业务对象也是中小企业,但已背离对社员融资的合作制初衷。2018年末全国城信社已全部完成改制,134家城市商业银行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16%多。城市合作金融也正式宣告退场。

纠结千年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纠结千年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客观分析,使命漂移与政策环境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也是发达国家政府的使命漂移造成了金融普惠的使命漂移。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的诞生和发展,由金融扶贫济困、缓解社会矛盾的需求推动。因此各国政府全力支持并予以法规保障。在战争及战后重建年代,通过筹集资金支持国 防等开支,配合政府工业发展和基本建设,上述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政府平台融资及大额项目融资也挤占了原本为小微企业及贫困人群的融资。随着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普及,绝对贫困状况改善,政府已经不迫切需要金融普惠发挥扶贫济困作用了。

纠结千年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上世纪6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使金融竞争加剧,储蓄银行与合作银行的传统业务领域受到侵蚀,区域优势、客户基础动摇,政府放开对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的业务及区域限制,取消税收等优惠政策,让其与商业银行同台竞争,导致银行业务差异性和金融普惠特色逐步减弱。加之金融危机冲击,1980~2010年间全球出现了153次银行危机,储蓄银行与合作银行大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容易发生破产倒闭。

原先储蓄银行与合作银行的经营目标旨在增加成员或社区福祉,不遵循营利最大化目标,银行利润须部分用于公益事业。但因而缺乏利润压力,日久导致银行制度僵化、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一些合作金融和储蓄银行曾遭受过批评,认为它们严重落伍,半官半商的体制,不符合市场经济制度。质疑在全球化社会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利用亲缘、地缘和业缘解决信息不对称有无现实意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被迫转型,日渐向商业化和大型化改变,日渐偏移其初衷与目标。有人认为,这种改变是与时俱进,否则银行无法生存,认为原先的普惠模式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不能持久,最多只能坚持一代人。曾经蓬勃发展的金融普惠何去何从,趑趄于新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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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重新整装出发

从古老的典当业到帮困互助的金融互助合作,从宗教慈善组织到现代商业银行,金融普惠的发展历经沧桑、起伏跌宕。尽管金融发展初衷是围绕实体经济服务,也为扩大金融覆盖面和降低成本而持续努力。然而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金融在逐步异化,摒弃了以人为中心宗旨,慢慢见物(财富)不见人了。许多贫困、低收入人群及小型企业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获得金融服务,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过:“1%群体的人们摄取了社会财富,留给99%群体的人们只有焦虑和不安”。逐利成为西方金融业的唯一追求。

在世界跨过了20世纪,特别是经历了惨烈的全球金融危机后,人们开始反思唯利是图的华尔街金融模式的弊病,愤怒于金融资本主义的贪婪,反对少数人群占有金融财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加剧经济失衡风险。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要求金融发挥扶持实体经济,支持共同富裕的作用,呼吁关注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反对新形态的高利贷卷土重来。2005年联合国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之际正式提出了普惠金融观念,其定义为: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以弱势群体和低收入人群可以负担得起的成本,及时和充分地提供信贷,确保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过程。普惠金融一经提出,引起了各国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因为它切中了当今世界的痛点。

纠结千年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社会呼吁金融包容性增长、在公平与效率、普惠金融与商业可持续之间平衡发展。人们重新思考金融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开始认识到金融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唯一的效益最大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是指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人类幸福赋能,为实体经济服务。让更广泛的人群,以可负担得起的成本享受到质量最优、效率更高的金融服务,并能实质控制风险,这是普惠金融、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内核。

普惠金融仍行走在探索与争论的过程中。争议的焦点涉及普惠金融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发展,及金融“普”与“惠”平衡发展的实践难题。普惠金融具有双重属性,它是金融不是慈善或救济,但又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既要贯彻商业化、市场化经营,遵循契约原则,有借有还、还本付息。又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尽可能广的范围和高的效率提供金融服务,尤其是融资服务,以帮助贫困人群解决发展权问题。

通过金融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自立自强。利率应尽可能低,但又能覆盖成本和风险,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合理利率亦有利于融资供给量的扩大,而效率提升,金融竞争和服务充分性会促使边际利率趋降。金融机构还应从培育客户、综合回报、品牌效应等方面来平衡收益。要完善金融生态体系,实现大中小银行共生并存,共同在减少贫困,降低金融排斥和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金融机构在法律允可下的较高利率的融资方式,是对正规金融机构的适当补充,应持宽容的态度。但须严格定义银行利息(费用)内容,防止变相高利贷。要对“反高利贷”立法并严格执法。打击低借高贷的金融套利行为。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商业银行在叹息缺乏有效信贷需求同时,又望洋兴叹于庞大的小微信贷市场。是因为传统的银行融资方式和技术,既无法满足面广量大、需求急迫的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亦无法有效控制利率成本与信贷风险。事实上,信贷市场半径取决于风险控制半径,风险控制半径又取决于信息数据半径。

解决普惠金融的需求,只能从金融科技寻找解决方案。通过金融场景构建,使资金流、商品流和信息流可视与可控、透明与可靠。从而使风险控制从单客户、单品种、局部化、碎片化的管理方式,向业务关联、上下游联动、跨账户交易的大数据风控方式转变。通过数据模型准确判断客户状况,有效实现信贷决策和风险定价。

纠结千年的“融资难”与“融资贵”:关键点在于解决信息不对称

金融科技运用能大幅改善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的服务供给,适应其小额高频、期短急迫的全线上、标准化的融资。政府在行政和公共事务中,通过税务海关、工商行政、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的场景,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资源却闲置浪费。若能建立社会公共信用数据库,在一定规范下开放利用,加之各金融机构自有的数据应用,能有效提升全社会信用数据水平。相信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会迎来又一个春天。

尽管联合国宣布2012年为国际合作社年,但复制历史上的金融普惠模式已经不具现实可行性。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模式是欠发达国家的普惠金融实践之一。其以极低金额、较高利率的融资方式,在中国能否移植也值得怀疑。前方并没有现成可仿效的道路,如今中国蓬勃发展的小微企业贷款、微型金融、三农信贷等普惠金融实践,尤其是在金融科技模式下的普惠金融实践,都可视为对普惠金融发展新探索。

普惠金融的发展,关系到金融从何来,为了谁,往何去的宗旨与目标,关系到金融观念、理论和实践的重建与突破,关系到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优化和公平,关系到金融是服务多数人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新的道路只会在探索中形成。新的理论只会在实践中诞生。抚今追昔,相信千年金融沧桑会使人们更明晰金融的初衷和使命。革故鼎新,才能让金融真正为推进实现人的公平发展、自由和解放而努力。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责编:任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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