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也是真的不在乎。只要流量认可，就能获得资本认可，甚至流量并不认可，资本也会认可，那就可以顺着产业链，像洄鱼一样速溯游直上。资本当然宽容，没想到流量也宽容。流量的背后是一个一个人，他们的宽容，是因为他们确实也提不出什么高要求。

张大春算是时代异类，写得了小说，玩得转电台，还沉迷过老虎机，但旧体诗、书法水平直追古人。今年和触乐网的一次关于游戏的对谈里，访谈者问游戏发展三十年，沉浸感、互动感很强。张大春说他不感兴趣，因为“透过这种游戏形成的这种所谓的创造或叙事，语汇不会丰富的，语汇是很单薄的。”他还说他们是“有能力变换各种语汇来形成创作的最后一代。”

这一代是不是最后一代，说不好，但语汇在迅速消失则是事实。詹姆斯·弗林发现智商测验的成绩在逐年上升，不独美国，不少发达国家都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这被称为“弗林效应”。对此的解释包括生物学、社会学等因素，其中就包括社会复杂度更高，人们接受的刺激较多。然而弗林效应可能只是反映了婴儿潮的特殊现象。更多的证据表明，在1975年之后，智力测验的成绩是稳步下降的，据挪威、英国的研究人员推测，每十年下降3—6分。

这种系统性的下降，排除环境和生物学原因，最巨大的影响因素来自生活方式的改变。读不读书，在什么事情上花费时间，接受教育的方式等等。那么恐怕不得不认同张大春的判断（他也提到了智力测验成绩下降的问题），语汇在消失，能传承文脉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主动阅读，越来越少的对学习方法和工具的教学，导致的是整个社会语文素养的垮塌。

这种垮塌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进行到了什么程度，是一个太过庞大的问题，但可以从种种迹象去揣摩它，去理解它。或许它开始于语文课不再教授语法，或许开始于鲁迅等名家的课文走出语文课本，或许开始于课外阅读被当作看闲书，公开或半公开地被禁止，或许开始于越来越多的语汇被排除在日常沟通之外。

它又进行到什么程度呢？当抖音爆火的《生僻字》其实非常常用的时候，当绝大多数人的古文鉴赏能力几乎为零的时候，当《汉字大会》出现的时候，当年度十大好书连一本畅销小说都选不出的时候，当作者们要想写得有些古意，只能去《红楼梦》里搬台词的时候，当一部小说如果不是包装成游戏的形式（穿越、打怪升级、种田本质都是游戏设定）就没有人能看下去的时候，当不止一部剧出现病句频出问题，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反正只是看个剧情的时候，貌似它已经很严重了。

《知否》截屏图

那么《知否》中的病句还真不是编剧的锅，它也不是任何人的锅，是某种时代特色。每一个时代的技能树不会太一样，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20世纪90年代已经是最后的黄金时代了，以后怕不会再有，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其他方面不是挺好吗？除了没什么文化。广东佛山市公安局公布了2018年户籍人口姓名之最，男孩不是梓洋就是梓轩、梓睿、梓豪，女孩不是梓晴就是梓淇、梓涵、梓妍、梓琳，关于语言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能永远离开了我们。就像这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放回黄金年代去，恐怕连短名单都上不去一样。

我不禁好奇，现在写一部《知否》，还可以去《红楼梦》《言二拍》里找找素材，也还看得懂。再过些年，若《红楼梦》到了非白话翻译不能读的地步，这类小说和这类剧又该怎么创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