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皇权只能被偷窃、被篡夺、被偷偷地瓜分，但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被分解、分割、分享。这里有两个典型的特征可以说明问题。第一，即使在大一统的皇权统治暂时中断、中国封建社会处于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时，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各分裂中的国家或豪强割据中所实行的也是一个个浓缩了的皇权，或者至少在向这个体制过渡;第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皇室争位、权臣谋权、农民造反，异族吞并，可谓此起彼伏，目不暇接，但其最终的政治目标却是如出一辙，且万变不离其宗，即弄个皇帝当当，至少割据一方，弄个土皇帝当当。同时，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都不会对皇权政体进行一丝一毫的侵犯，因为正是这种其妙无比的制度，能使他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稳固起来，传承下去。在这里，大太监弄权有方，权势熏天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太监真的篡位成功，当上皇帝的。因为他们下面没根，世袭无人，是犯了皇权血缘传承的大忌的。可见，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这种皇权高度集中的政治磁场之中。在这个磁场里，不要说代表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政治派别根本没有产生的土壤，就是在皇族内部一旦出现不利于皇位血脉相承的政治派别，也要被无情剿灭，不留后患。

在西欧封建社会，封建君主的王权则从来没有像中国的封建皇权这样高度集中过。在封君封臣制向君主专制过渡的过程中，王权实际上处于和贵族、教会、自治的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力并存的局面，它们既配合，又斗争，虽然战争和中央集权制的需要使王权越来越强大，越来集中，但即使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最典型、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君主从贵族、教会、城市收回的行政权、司法权也是不彻底的，相反，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王权分享某些政治权力或公共管理事务的现实逐渐形成惯例，并以制度固定下来。这就是中世纪在西欧和封建君主专制并存的代议制。代议制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在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内部，已经允许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代表自己而不是代表君主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公共政治权力和社会管理领域取得政治上的一席之地，并在有限的范围和某些特定的事务上和封建君主分享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