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在美国读书时就发现，1936年是当时中国有记录可查的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但人均收入只有36美元——同年美国的这项指标是2000多美元，相差近60倍。他由此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应该解决人口问题。但当他回到中国后，却发现中国受苏联的影响，认为人口多、增长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1950年代，包括吴景超、李景汉在内的一些学者曾提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批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对于人口问题，国内从此万马齐喑。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准备参加3年后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邬沧萍回忆说，当时的各个政府机关与人民大学的联系很密切且相互非常信任，人大有一批老师曾在1953年就参加过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因此，当国家计委需要组织一个团队来研究人口问题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人大。在人大教师刘铮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人大老师组成的人口研究班子。当时大部分老师只会俄语，由于邬沧萍的英语好，他就被调来做一些翻译与研究工作。
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结束后，其他老师都回到了原系，出于之前的兴趣，邬沧萍决定留下来继续研究人口。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他和刘铮一起，于1974年在人大成立了人口理论研究所。如今，邬沧萍感叹说，如果不是因为人大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们就不可能在那个政治气氛依然很敏感的年代，有机会接触和研究人口学。
在人口学学科建立起来后，人大的另一位“大咖”开始将目光转向社会学，这就是当时的哲学系教师郑杭生。
社会学可分为源自孔德的西方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大流派。在自己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础上，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运行论”。他曾表示，“我一直倡导社会学研究既要有前沿意识，也要有草根精神，所谓草根精神的重要方面，就是要‘接地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是如此，要接历史中国、现实中国和中国立场观点的‘地气’。”
对此，郑杭生的弟子、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仕政自嘲地说，相比兄弟院校的社会学研究，可能我们显得比较“土”。但这是从郑杭生开始就一直强调的，人大的社会学研究要面向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整天追捧国外的新理论、新流派。起初，郑杭生也遭到过别人的质疑，被认为是政治投机，但随着世事变迁，整个学界如今都越来越重视本土化。很多人开始认识到：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乏力的，跟着西方走没有用。
冯仕政进一步解释说，比如，中国政府治理中经常出现的项目制，即以项目的形式来配置资源，还有运动式治理，这些现象在西方没有这么普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是不行的。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中国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城乡的抽样调查，西方的人口均质性很强，而中国的城乡差别比较大，样本怎么配？怎么分组？都无法直接套用国外的做法。此外，中国还有大量漂在城市的农村人口，如果在做农村人口的抽样调查时对此因素不作考虑，往往根本找不着人，或者找到的永远都是老人和孩子。
郑杭生有很强的学术影响力。1996年，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给郑杭生来信，询问他对“社会转型”的理解。郑杭生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这一概念，此后，“社会转型”才成为公共舆论空间中可以被正式使用的说法。
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中国实际，邬沧萍也是这样做的。1979年，面对中国人口的增长形势，邬沧萍等三人向国务院写了《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引起了官方重视。紧接着，邬沧萍与刘铮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文章。这是自马寅初被批判以来，学术界第一次公开发表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对控制人口的具体策略，邬沧萍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对夫妇1.5个孩子。
如今，他解释说，“当时，我看过国外最新的人口学原著，人家已经开始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我认为，只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人口控制，否则可能会导致中国提前进入老年社会。”
然而，邬沧萍的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决策部门采纳了其他人更为激进的主张：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并要持续几代人。看到现实如此，邬沧萍清醒地预见到，少子化必将加速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因此，1982年，他又开创了老年学的研究。
“人大学派”
在国内社会学界，郑杭生以提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理论而著称。而人大法学院则直接标榜中国法学的“人大学派”这一提法。该院纪念建院65周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术发展史》一书的序言标题就叫《中国法学界的“人大学派”》。文章指出，人大法学派的学术风格是“求是致用”，其内涵是“立足于中国，具有国际视野，以中国问题的解决为基本学术使命”。
由于人大法律系在中国法学界的特殊地位，“人大学派”直接参与了宪法与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许崇德参与了《宪法》的起草与修改；高铭暄全程参与了中国刑法典的历次起草和修订工作；至于《劳动法》《民法》及中国全部知识产权立法等多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都有众多人大法学家的身影。
有分析者指出，人大在哲学、宗教学、清史、文艺理论等文科领域居全国一流，其应用类学科也非常齐整，且绝大部分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社会科学的整体实力在全国无与伦比。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时代里，人大的经济、管理、法学等热门学科备受追捧。
人大教师翟文忠撰文指出，受办学历史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风格可以归纳为“经世致用”。这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研究与同时期社会迫切需要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
人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关雪凌表示，人大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全国的学科评比中连续三次排名第一，与人大的历史与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经济学院前任院长杨瑞龙记得，1987年当他来人大读博士时，发现满眼都是大师，很多在教科书上才出现的名字，其本人就近在身边。这是因为，在194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不能提了，而人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是研究与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镇，编写了全国大学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培养了大量相关专业的高校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