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讲，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套话。”杨瑞龙说。早在195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人大经济学系主任宋涛就提出，不能照搬苏联教材，要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经济学博士高鸿业因为爱国，1957年毅然归国。当时正值“反右”高潮，没有学校敢要他，宋涛出于爱才之心，将其收至麾下。当时，宋涛认为，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和经济学者不能不懂西方经济学，因此，在学习了《资本论》后，高鸿业被允许在人大批判性地讲授西方经济学。他所编写的《西方经济学》后来成为上千万名中国大学生的通用教材。
“很多人认为，改革开放之后最早系统讲授西方经济学的是北京大学，其实这是错的，应该是人大。”人大经济系教授方生曾被派到深圳大学帮助建校并担任过副校长，他亲眼目睹了深圳特区的发展。回到人大后，1992年2月23日，方生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对外开放与利用资本主义》，为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外资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持。杨瑞龙说，“这篇文章的历史意义并不亚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方生也和吴敬琏、厉以宁等人一起，被人称为‘改革七贤’中的‘方开放’。”
在学术上，宋涛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实际问题，这奠定了人大经济学家们的整体学术风格。
杨瑞龙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学界都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理论依据，很多人试图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一切，但是人大的经济学研究者们则认为，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是行不通的，而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会遇到矛盾。因此，他们一直致力于结合两者，面向中国实际，发展出一套可以解释中国过去30年并指导未来的理论。
2015年3月12日，时任人大经济学院院长张宇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一文。关雪凌透露说，就在最近，张宇连升两级，上调至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担任副总编。有人认为，这是人大经济学家影响力的又一次有力的证明。
即使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不十分密切的领域，人大学者的目光也始终关注当下，重视与现实有勾连的研究领域。人大的清史研究所是该校一大品牌。进行清史研究，是几代国家领导人的希望。而一直坚持将清史研究落户人大的，是历任人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的郭影秋。他既对清史感兴趣，同时也认为研究清史是一件具有责任与使命感的事情。在“文革”期间，他就上书中央，申请成立了学校的清史研究小组。在“文革”后，人大刚刚复校，他就宣布正式确定成立清史研究所。
对于进行清史研究的意义，著名清史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曾解释说，编纂清史不仅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灭亡至今仅一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国情，根据中国国情来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对清朝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
2017年9月23日，教育部发布了“双一流”名单，人大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单；该校的哲学、理论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14个一级学科则入选了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尽管曾经的“人北清师”的格局并未重现，但在经历过波折、彷徨与重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这所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高等院校，正在新的形势下回归红色血统、中国学派与历史使命之路。
(本文参考了《求是园名家自述》的部分资料)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