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华尔街日报》网站头条刊发了一篇文章《New Challege to U.S
Power: Chinese Exceptionalism》（对美国地位的挑战：中国的特色主义）》，提到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的采访。
李晓鹏博士出生于重庆贫困地区，曾在哈佛和剑桥求学。作为80后，李博士这一代人和中国一起，经历了整个90年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和迷茫，也眼见着国家一步一步强盛，不断拥有更多国际话语权。
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最近，我们找李博士谈了谈，听他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完整经历，或许可以由此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崛起之路。
文|李晓鹏
本文由人民日报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ID：guanchacn），原文有删节，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我叫李晓鹏，生于1982年，改革开放后四年，是比较早的一批“80后”。今年三十出头了。
回顾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体验到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变迁——从原始的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社会。这个过程让我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过很多次剧烈的冲击和变化。
我出生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重庆和贵州的交界处。西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我家在两省的边缘地区，就是穷上加穷。
那个地方群山起伏、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父亲是乡里的数学老师，但是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农村种地。寒暑假和农忙的时候，我也会去农村做些农活。
当时学校还有专门的假期叫农忙假——每年稻谷播种和收割的时候放假一周，中小学的孩子们都回家去干农活。不然家长们会有意见，说读书耽误了农忙，就不让孩子来念书了。
农忙时候干的活儿，劳作方式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犁田用牛、插秧用手，收割用镰刀、打谷用架子。
和现在孩子猎奇式的学农假期不同，那时候的农忙假是真的农忙
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被称之为老街，都是一些老式的瓦房。街道大约只有五六米宽，但相当长，大约有一两公里，街旁边就是河，叫笋溪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