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培育新乡贤文化，一个重要前提是农村和农业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维持，这些劳动力能随着时代进步不断提升其文明素质。新时期的乡贤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离土乡贤”，就像笔者这类小时候在乡下长大，后来长期在外地工作的文化教育工作者，由于父母亲属的关系，逢年过节回家看看，影响虽远且间接。第二类是“在土乡贤”，有点文化基础，长居乡间，人品较好、威望较高。第三类是，生于乡下，后来求学、招工、招干后就在当地为官或工作，经常返乡，办事方便，照顾更多，影响近且直接。这种划分或许对于物色人选有一定启发意义。当然，新时期的乡贤，大部分接受了现代知识的灌输，不一定都那么有“恋土”情结。然而，基于“乡里乡亲”，多少也会有感情的因素。只是日久天长，隔膜亦深，旧人不见，新人不识，如果不是有意识对之加以沟通和关注，“第一故乡”渐渐淡出视野也有可能。

文化需要人作为载体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且亟待有文化责任感的贤能之士将之“演示”到生活实践中，否则即使有，也成了纯粹的“物文化”“死文化”。一方面，衣食住行的温饱生活满足之后，许多人对精神世界的渴望急剧上升，对深层的信仰尤为关注，正在寻找他们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去正确地引导，那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市场”或被功利化经济“拖曳”至歪斜之路，或被外来的宗教文化所侵蚀；另一方面，我们一直认为，人们拥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后才能去关注内心，其实有时候恰恰相反，那些还不富裕或是边缘弱势人群似乎更需要精神的慰藉。

新乡贤文化的培育与建设，既要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等市场鼓励措施调动积极性，同时，又要避免完全的功利化。提升乡土文化内涵，除了热心的志愿者外，还要发挥专业文化队伍的作用。仿效国外有关经验和做法，采取一定措施，比如，纳入对教师的年度服务社会事业考核机制，支持高校教师抽出一定的时间做这方面的相关培训等，使时代的新乡贤真正从中孕育而出。

民间儒学和新乡贤文化

新乡贤是在当代文化氛围的陶冶下产生的，甚至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其中的乡贤源于深厚渊源的传统，与当地积累的乡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自然，如果确实存在“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的小镇和村庄”，那是再好不过的。如果不具备这些物质载体条件，一方面，可以“后补”，即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规划和重建一定要融入文化的气息；另一方面，更要重视唤醒、发掘嵌入在老百姓生活中的风俗、饮食、节日、医药等特色“活态”文化。在快速流动的信息社会，相对稳固的乡土以“时空”整体的集中方式凝结、延续了各种不同的传统“单元”，启示喧闹中的心灵获得走向未来的智慧。

当我们把历史的元素恢复和嫁接到现代的发展理念上时，我们发现，根植深厚、质朴而又顽强的乡土，似乎“记忆”的复原迅捷得多。千百年来，传统不只是保存在官学、庙堂之上或正史中，也深深地体现在“日用而不知”的民间私学里。这证明，以儒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传统本身在向上“意识形态”空间伸展的同时，也以强有力的生命力延续在底层。时代的转换使儒学不可能整体进入主流，那样就会与形成的新传统指导意识抵牾不少。生活儒学、民间儒学等大众儒学、实践儒学的产生与流行，说明在学理上构筑一条群众的路线是非常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有意识地培养各个方面的新乡贤，使之在构筑“良性乡村文化生态”中起到潜移默化的功能。

我们的文化，它在小农经济时代乃至于当今的乡土文明建设中有相通相融之处，被引伸至城市社区、现代企业，“创新性转换、创造性发展”显得必不可少。总之，必须“接地气”，融入现代生活。新乡贤文化的建设，正是要起到这样一个联通古今中外的功能。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