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鸡汤”泛滥的时代，宋江也被放进“鸡汤”里熬煮

《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宋江对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做了一番说明：当下宋江一笔供招：“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诤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缉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无词。”知县看罢，且叫收禁牢里监候。

“一时恃酒诤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很明显，为了逃脱法律责任，宋江有意虚构了一些事实。杀惜案的缘起我们很清楚，宋江之所以杀死阎婆惜，原因并非是什么“为因不良”，而是阎婆惜掌握了也实际控制着宋江的犯罪证据——晁盖写给宋江的书信；也没有“恃酒诤论”这回事，宋江这么说，意在强调自己杀人属于酒后的一时冲动，不具有严重的主观恶性。以这些虚构事实为铺垫，宋江进一步地将自己杀死阎婆惜的行为明确地定性为“误杀”，而非斗杀、故杀，希望借此减轻自己的罪责。

宋江的脱罪思路，意在论证自己因为酒后失误而杀死阎婆惜，可是，检索当时的法律制度，即便按照宋江竭力虚构的事实，也难以将其行为定性为“误杀”。

传统制度中，“误杀”的涵义并不是简单地望文生义为“因为失误而杀伤”，作为一种定罪追责的依据，它具有确定的标准和界限，只有具备了特定的犯罪要件，才能构成“误杀”。具体而言，误杀分为因盗误杀、因斗误杀与疏忽杀人三类。法律规定，因盗误杀，主要发生在劫囚、窃囚的特定情形下；因斗误杀具体表述为：“诸斗殴而误杀伤傍人者，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减一等。”由此，要构成“因斗误杀”，受害人须是斗殴人之外的第三人。显然，就宋江的说辞来看，也不能构成“因斗误杀”；那么，按照宋江的杜撰，是否可以构成“疏忽杀人”型的“误杀”呢？

查《宋刑统·擅兴》“功力采取不任用”条：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毁坏，备虑不谨，而误杀人者，徒一年半；工匠、主司各以所由为罪。《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

概而言之，《宋刑统》里，就“疏忽杀人”型的“误杀”，列举了两种情形：一是在营造或拆除建筑物时，相关责任人“备虑不谨”，疏忽大意，未尽到注意义务而致人死亡，徒一年半，这相当于现在的安全生产事故追责；另一种情形是，由于医疗活动中的过失，造成了严重后果，相关医师徒两年半，这相当于现在的医疗事故的罪责措施。而对照宋江陈述的事由，与此均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