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二重证据法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外典籍互证、实物与文献互证，尤为其核心要义。中国史籍与拜占庭帝国史籍相互对照，两国史籍记载与欧亚大陆，尤其是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量拜占庭金币相互对照，对于研究欧亚大陆，尤其是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商贸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中国境内不断发现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发现的数量不断增加，已达百余枚之多，仅次于波斯银币。最近，时有发现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的消息。据报道，日前陕西西咸新区一座西魏贵族墓葬中又出土了两枚拜占庭金币。可以预料，随着人们文物意识的增强，各地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数量将会相当可观。

从已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的铸造年代来看，5至7世纪中叶的金币表现出很大的连续性，以6世纪上半叶为最多。这些钱币自西向东沿丝绸之路及其附近地区分布：新疆（和田、吐鲁番）、甘肃（武威、天水、陇西）、宁夏（固原）、陕西（咸阳、西安、商州、定边）、河北（赞皇、磁县）、河南（洛阳）境内诸地点均有发现，成为拜占庭帝国对外贸易的有力证据，也证明了南北朝末期至隋唐时期传统“丝绸之路”在东西交通中的主导地位。

拜占庭金币的发现以可靠的文物证据印证了东西古代文献的记载。拜占庭人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年轻时从事红海印度洋贸易活动，被称为“航行到过印度的水手”，他在其完成于535—547年前后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记述了欧亚大陆的贸易状况，涉及中国与西方丝绸贸易的信息。科斯马斯称中国为“秦尼扎”（Tzinitza）或“秦尼斯达”（Tzinista），该词的词根是Tzini，相当于梵文的Cini、Cina，是西方人自海路对中国的称呼。科斯马斯从印度、锡兰方位观察陆上丝绸贸易：“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丝绸商队从陆地上经过各国辗转到达波斯，所需要的时间比较短，而由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得多。……所以，经陆路从秦尼扎到波斯的人就会大大缩短其旅程。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这一记载从地理上说明了萨珊波斯帝国（224—651）在东方贸易中的巨大优势。科斯马斯还自豪地提到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优越性，尤其是其金币作为国际硬通货的独特性：“上帝赋予罗马人特权的另一标志是，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国家都用他们的货币进行商贸交易，所有人都以羡慕之情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国家没有类似的货币。”这样的记载如果没有辅证，很难使人相信其真实性，必以夸诞之词视之。

幸运的是，中国典籍史料记载了金币在河西走廊流通的情况。《隋书·食货志》提到，后周（557—580）之初“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贞观三年（629年）秋八月玄奘在凉州讲经，听众甚多，结束时收获众多施舍，其中包括“金钱、银钱、口马无数”。僧人与寺院接受金、银之钱，只能用于购买物品，不可能用于其他用途。中文史料对金、银之钱在西域流通的记载，证明欧亚大陆广泛使用罗马（拜占庭）金币的事实，也证明科斯马斯的说法并非虚夸之词。

（作者：张绪山，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本版文章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14ZDB06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