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判断正当防卫前提条件。我国刑法对作为正当防卫对象的不法侵害的范围规定较为宽泛，不仅包括侵害人身权利的不法侵害行为，还包括侵犯财产以及其他权利方面的不法侵害行为；不仅包含犯罪行为，还应包含违法行为，故不能将不法侵害片面理解为暴力不法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不法行为，如侵犯知识产权、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贪污贿赂等违法犯罪行为，其不法行为通常不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紧迫性，且通过报案、控告、举报可以有效实现对相关权益的救济，如果将其纳入正当防卫的对象，不仅将原本可以通过平和方式解决的问题诉诸暴力，造成更大权益的受损，并且因相关行为性质界定中的争议，可能导致防卫错误。所以，基于正当防卫的“应急性”，应当对防卫对象作出必要的限制解释，也就是要判断不法行为是否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紧迫性，从而确定是否存在防卫必要。如，对非法拘禁行为，其因限制人身自由，具有侵害的紧迫性，可以成为防卫对象。对侮辱行为，如果仅限于言语辱骂，侵犯人格尊严程度较轻，且仅涉及精神层面的权利侵害，不应成为被防卫的对象；而对肢体侮辱，同时伴有非法拘禁、轻微殴打行为，同时侵害他人人格名誉权、人身自由权以及健康权等，当然可以成为防卫的对象。对多个交替、间隔或连续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应当从整体上评价防卫必要性，即便个别不法行为违法程度较轻，或间断停止，但全部不法侵害并未完全终止，且被害人仍面临不法行为继续侵害的危险时，应认定不法侵害仍然存在。我们看到，“于欢”案二审裁判文书坚持了以上观点，对司法实践认定正当防卫前提条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然，对认定不法侵害是否存在的标准，如，对不法侵害状态是否结束，是以被害人主观认识为标准，还是以客观上不法侵害是否现实存在为标准，这些问题，在学术界还有进一步研究、探讨的空间。

三、如何判定正当防卫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理论界存在两种主流观点，基本相适应说认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必须与不法侵害总体相适应；必需说认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应从防卫实际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衡量，应以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的客观实际需要作为防卫的必要限度。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可以综合考虑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不仅是指防卫行为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而且防卫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造成的损害应当与不法侵害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及可能造成的损害基本相适应。判断必要限度，不可能脱离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要根据具体案件中双方行为的性质、手段、强度、人员多少与强弱、现场所处的客观环境与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就“于欢”案而言，于欢在其母子人身自由遭受限制乃至剥夺、人格权遭受言行侮辱侵犯、身体健康权遭受轻微暴力侵犯，加害人人数众多但未使用工具，警察已到场后又离开但尚在附近的情况下，为制止不法侵害，摆脱困境，使用致命工具捅刺被害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二审裁判文书对此作出全面评判，一方面，结合防卫人面临的冲突烈度和环境情势，对防卫行为的手段、方式和强度是否为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进行了评判；另一方面，对防卫行为所损害的法益与保护的法益种类、大小进行了权衡、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于欢的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评价，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这对司法实践在认定正当防卫限度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对防卫过当如何定罪量刑。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理论上一般认为主要是过失，也有间接故意。具体到本案，于欢在主观上应是间接故意的伤害，其中对不法侵害人杜志浩的反击行为属于伤害致死，因此全案定性为防卫过当下的故意伤害罪是正确的。对防卫过当构成犯罪的，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考虑到本案之过当行为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对于欢不宜免除刑事处罚，而应当减轻处罚。至于减轻到什么幅度，由于考虑到于欢行为虽构成防卫过当，但系因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导致其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而处置过当造成的违法后果，所以对其所实施违法行为非难的程度应当降低，应显著减轻其责任。二审法院综合考虑于欢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笔者认为是适当的。这对今后司法实践处理类似案件，同样具有借鉴价值。

原标题：“于欢”案审理对正当防卫条款适用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