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禄的回忆说明，先找来的那个量体温的医生，应该是第一个给周恩来看病的人，可能是随队的医护人员，而那个“姓戴的医生”则是戴济民大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件事，连相隔数百里的朱老总那儿也发了电报。后来又找了其他医生，魏国禄之所以没写进他的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戴济民大夫提出冷敷降体温的治疗措施后，他已被派到60华里外的雪山去背冰了。

卫生部原顾问王斌这样说

笔者手头有一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位同志于1981年9月22日访问卫生部顾问王斌的记录稿。参加的人有方明、成元功、郑淑芸、力平和李海文。这份记录稿是由郑淑芸整理，然后用旧的手动打字机打出来的。访问王斌的“访题”是：“总理在长征路上患病及在延安时从马上跌下后骨折治疗等情况”。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在我们红军时候，最厉害的有四种病，就是疥疮、疟疾、下腿溃疡和拉痢疾。那时他(指周恩来)患的就是这四种病中的一种。在毛儿盖，总理拉痢拉得很厉害，发高烧，经过化验检查在总理排的大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从化验结果就可以诊断为阿米巴痢疾。当时邓大姐、贺诚(红军卫生部部长)都在场。我为总理看病时，那是他病比较重的时候，临床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黄染，肝肿大在右下横指，我当即怀疑他是不是阿米巴肝脓疡，触诊肝区已拖到右肠窝内，这种病在红军内见的不少，在临床也看的不少，也做过不少解剖，主要都是一个脓肿，结合化验检查及临床表现，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疡。作这个诊断时，邓大姐、贺诚都在场。长征途中非常困难，好在我带着一些检查或诊断用的X光机、显微镜等。还有治痢的药易米丁。由于病重(垂危状态了)，我除了用易米丁药外，还请卫士同志去毛儿盖山上去挖冰，用冰冷敷，主要放在肝区。为了使炎症不继续发展，因肝脏正压在横行结肠上，所以我的战术是诱导它向下发展不向上发展，要让它按照我的计划达到穿孔排脓……

一天，卫士跑来告诉我，大便拉了好多，有多半盆，我马上去看，拉的就是该排出来的脓。我真是高兴极了，邓大姐也高兴了。我高兴地说，体温会降下来的。体温在下午真降下来啦！大姐对我说：“哎呀！真是很紧张啊！”

时间久远，记忆难免会有出入，但王斌当时是红军卫生学校校长、著名的外科大夫，肯定参加了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如果不经治疗，这种长征途中“死亡率极高”的病怎么可能自己好呢？参加这次访谈的同志很细心，在对王斌顾问访问后，又特意去北京医院访问了潘其美大夫。潘大夫说：“易米丁药是治疗阿米巴痢疾的特效药。总理患病是因用药及时，而光靠冰敷是治不好的。冰敷只能起降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