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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扶贫领域的这些违纪案例，会有一种感慨。有些案子数额惊人，真正的小官变巨鲸，贪心蛇吞象；更多的则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般，虽在基层，蝇肉般的头衔、芝麻大的官，但所作所为、违纪手法，竟与千百年来之官场沉疴若合符节。在扶贫成为重要政治任务的今天，压力会传导，资金也会传导；监督执纪不到位，经就很可能念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但这也不仅是这两年才有的问题；也不仅是仅在扶贫领域的问题。中国历来有“官”“吏”之别，像村干部这样游离于公务员体系、但又实际掌握了一定公共权力、且长期在本地本村不流动的，显然属于土生土长的“吏”——农村治理离不开他们，只有他们掌握真正具体的情况；处罚起来又很难，“我就是一农民，能把我降到哪里去”？而长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有求于”村干部的村民，则容易忍气吞声，毕竟政策落实、资金使用、公共服务等扶贫开发每个领域，都需要经过村干部这一层。

在此意义上讲，巡察，尤其是针对扶贫领域的巡察，是在给农村治理这道超大考题予以探索。怎么样监督这些甚至都称不上官的“小官”？怎么样确保政策经过每一个层级之后，即使到村级也不走样（毕竟中共的看家法宝之一就是自上到下严密的组织动员能力）？谁来管理那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恶霸村痞？

换言之，如果能以扶贫领域的反腐为切入口，发现基层、农村治理存在问题之共性，揪出和惩治一批蛀虫，找到制度的漏洞并且予以阻塞，那未尝不是相当大的一起收获。毕竟，“扶贫”、“扶志”之外，“扶制”也是相当重要的。

这个探索当然是艰难的，但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