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向其行贿的中学不乏“名校”，行贿人包括多名校长、“名师”。他们行贿请求“关照”的不仅有通过评审，还有入选后的评优、对规范办学监管的放松，乃至出现问题后的“轻查处”。

2010年以来，安徽有多所“省级示范高中”因存在违规问题被“摘牌”。其中几所中学为“复牌”，由校长或所在区县教育局局长等向缪富国行贿，也很快“得偿所愿”重获“金字招牌”。

行贿、受贿逻辑：学校办学逐利与官员私欲膨胀相裹挟

记者调查了解到，作为教育腐败窝案中的行贿方，涉案学校存在着强烈的逐利冲动，不惜通过行贿的方式“公关审批”，借行政权力之手获取利益。

“评上省级示范高中，校长的级别可以从科级提高到副处级，学校每学期学费从350元提高到850元，招生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好生源。”安徽一所中学的校长说，“示范高中”的金字招牌关系到名气、收入和政绩，因此学校和市县教育系统的领导都积极性高涨，一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找关系，送钱只是手段之一。

多一个招生指标就能多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一笔学费等收入。在高等教育资源仍相对稀缺的背景下，不少社会资本“把学校当企业、把教育当生意”，为升本科、多招生大肆行贿。

据办案机关审查，安徽文达集团相关负责人，为旗下的安徽文达信息技术职业学院升本科、搞计划，先后8次向杨德林行贿3.2万元，6次向袁文行贿15.9万元。

“升本”后的文达信息工程学院，成为文达集团的“现金牛”。2015年，文达集团因负债近20亿元导致旗下多个园林、培训、互联网企业倒闭或停办，文达学院每年的巨额学费成为偿债的筹码。

“我本来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可是随着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的增大，朋友圈发生了变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围绕在身边。”作为受贿官员之一，袁文介绍自己贪腐的起点，说随着恭维奉承的人增多，“开始飘飘然，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觉得吃点、喝点、拿点没什么”。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工作力度持续加大，袁文自述“很害怕”，想就此断了受贿行为，但仍不断有“关系好”的学校领导来行贿，而她已被这种“权钱交易”的关系网所“裹挟”，难以自拔。“尤其是一想到自己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抹去曾经犯下的过错，心里就非常绝望。这世上有很多事一旦开了头就无法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