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佳洱校长特别感动，大家的精气神儿马上就起来了，有个精神领袖在，不需要他做具体的工作，这个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钱其琛只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来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在5层的老法学楼里占了一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挤了十几个人。钱其琛看后说：“关键要做事，外交部原来在朝内大街的旧址办公，中国外交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袁明觉得，他说话简约，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钱其琛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就任后的第一场演讲。

他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

袁明认为，钱其琛答应做院长，而且不是名誉院长，是因为他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库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对研究国际问题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来到钱其琛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他谈外交部试行东亚思想库的问题。钱其琛轻叹一声说：“哎呀，东亚研究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库还是在欧美啊，要说思想嘛，新加坡还有一些。”袁明问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钱其琛笑了笑，没再多说。

这年9月12日，袁明去钱其琛的中南海办公室看望他，说自己本来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发生了911事件。钱其琛言简意赅地说：“现在去最安全。但特别要注意宗教极端势力，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问题的现代表现。”

在担任院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其琛共来到北大国关学院作了五次报告。五篇讲稿后收入《外交十记》中。他的前秘书刘碧伟曾说：“这都是钱副总理自己一笔笔写出来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的演讲。这篇演讲长达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学术视野。

他指出，伊拉克战争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不会改变。

最后他说，他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他祝愿同学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