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本人也对此深有体会，事实上，他自己就在给数据“挤水”过程中遭遇来自上下级的层层阻力。2002年，李克军调任阿城市（县级市）任市委书记。此前，阿城市的工业一直是全省龙头，县的综合实力也排全省第一。不凑巧的是，李克军上任那一年，正赶上当地国企的发展进入萧条阶段。有一次，他请当地的工业龙头企业老总吃饭，期间，老总跟市委书记交了底，承认去年交税1亿，今年却只有能力交1000万元，李克军于是跟老总反复沟通，也说了自己的底线，3000万。

最终，当年的税收数据是3000万。第二年的经济指标考核排名，阿城市果然被另一个县超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随之而来，朋友跟李克军说领导对他不满意，领导打电话批评他政绩不突出，媒体高举着“龙江第一县衰败”的醒目标题蜂拥而至，李克军感到十分无奈，压力巨大。有朋友私底下劝他说数字太低了得想办法。李克军回复说没办法，这个很低的数字也比实际要高了。

“政绩饥渴症”的病源之二，是财政分灶吃饭和财政收入过度向上集中的体制，迫使“县官”们不得不千方百计甚至不择手段地抓政府收入。

李克军回忆，在他担任延寿县县委书记的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转移支付少，县级财政基本自收自支，因此如果不努力增加税收，连干部的工资都开不起，只能寅吃卯粮。在那个年代，追求政绩更多是为了存活。

2003年取消农业税后，国家的转移支付逐年加大，近几年，县财政收入年均支出甚至可以达到收入的十倍，工资不再成为问题。县里的工作重心转向如何充分利用这些资金解决更多的民生问题。

李克军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那时候抓钱是为了饱与暖，现在是为了县里的日子过得好一点，给老百姓办的实事多一点，自己的工作也方便一点。”

然而，虽然目的和初衷有所变化，县官抓钱的模式却依然没变，财政包干制和政绩考核制的双重压力更是一如既往，其直接后果是疯狂的招商引资和“跑要资金”，以及众多的面子工程。

“以招商论政绩，以项目论英雄。”这是县委书记最喜欢在招商引资会议上讲的一句话，既听起来朗朗上口，又颇有气势。

做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的李克军非常熟悉这套话语体系，喜欢用四六字，好排比，擅铺垫，营造惊人气势。

如某县委书记说，全县上下必须牢固树立“发展第一、项目为大”的思想，必须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天字号工程”“一号工程”，全力加以推进和落实。对招商引资有功人员，除了按县里的规定给予物质奖励以外，还要让引进项目的功臣既发财又当官，名利双收。各单位在岗人员，凡引进3000万元以上大项目的，经考察可以破格使用，一般人员提拔为副科级干部，副科级干部提拔为正科级干部，正科级干部给予重用。对引进5000万元，特别是亿元几十亿元大项目的，可“一事一议”研究奖励政策，安排住房、子女上学就业、家属调转工作等一切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可以考虑，都可以研究，都能够办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