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军在书中记录了一位县委书记的话：“上级领导总教育我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还总让我们把官位看淡些。但是，实际上的政绩评价标准和用人导向，就是看谁能把经济指标搞上去，谁能把城市建设得更漂亮，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些动听的说教恐怕连宣传者自己都不会相信。”

他认为，这个县委书记道出了“政绩饥渴症”的症结所在。

在李克军看来，“政绩饥渴症”的病源之一，就是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评价及干部选任制度。简言之，经济指标定乾坤。

虽然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反复强调建立适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政绩考核体系，各地都增加了节能减排、社会发展、民生民意等方面的考评指标和考评权重，但因为这些指标难以量化，无法测度，其最终分数在政绩考核中拉不开档次，因此收效甚微，主要的衡量指标依然是经济数据。

2007年，李克军考察中部F省的县乡两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方案及考评结果发现，该省某市，对所属的县（市、区）考评确定了31项指标，分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评价三大类。考评结果是：经济发展部分，最高得分为与最低得分相差22.45分；社会发展部分，6个参评单位均为满分，差距为0；社会评价部分，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只相差3.1分。

而考虑到经济指标在考核中的重要性，聪明的基层干部们有动力对这些经济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即编造和调整。以最难以操作的财政收入为例，虽然财政账目无法编造，但县委书记可以让企业提前缴纳来年第一季度的税收，以这种方式增加当年的财政收入，而这笔钱会在随后被返还给企业，不会影响其正常运行。

再如农民总收入这项指标，每年都会由统计局和农委商定后进行适当的调整。如果某年粮价高，农民收入增长很容易突破20％，但如果严格上报这一增长率，就很难保证下一年的增长率一定高于20％，从长远考虑，上报的数据会被适当减小。

或者如果某年受灾，粮食产量降低，实际的收入是负增长，远低于年初定下的10％的目标，于是统计局和农委开始琢磨，既不能按实报，也不能报10％，当地的受灾情况上面心知肚明，看到这么高的指标也不会信，最终县委书记一拍板，就定7％吧！行，就报7％。

“中国的统计数字就是个迷。”李克军坦言。他回忆起任巡视专员期间，有一次到基层调查某乡的工业增加值和乡镇企业增加值，他发现约30％的数据都有水分。当地的统计部门人员直接对李说：“我们乡数字太高，要压的时候，上面统计部门和发改委说不行，你都这么压下去，咱们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