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论坛中透露，目前在中国，需要进行器官移植患者的数量是30万，其中只有1万名患者得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悬殊的供需比例让中国器官移植发展之路步履维艰。

上海市红十字会相关人士认为，与国际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目前上海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尚处于起步阶段。有专家表示“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是联系捐献者和受体之间的桥梁，只有建立一支合格的协调员队伍，移植工作才能得到保障”。

来自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协调员、肝脏外科医生陈小松7月5日透露，在该院每年有1000人在等待肾移植，且这一数据每年在不断增长，他们的平均等待时间在3年以上，而每年有130余人在等待肝移植，“相比肾移植患者而言，等待肝移植患者大多恶性程度高，多为肿瘤晚期、出现肝硬化等症状，等待移植手术的时间更为紧迫。”

陈小松从2013年8月成为OPO协调员，他的工作主要负责器官的医学评估、数据收集以及器官获取、分配、运输及与移植医院的交接。国家规定明确，OPO及人体器官移植医师不得参与人体器官捐献人生命状态的判定工作，因此临床医生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及时和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属沟通。“从医院来看，目前器官捐献者1/3来自脑外伤患者、1/3来自脑出血患者、1/3来自心肺复苏患者。我的工作主要是与ICU和脑外科医生进行联系，尽可能说服这部分医生做好这项宣传教育工作。”

陈小松告诉记者，相比欧美等一些发达城市，国内的捐献成功率并不高但在不断进步，这点让他感到欣慰。“以医院为例，10个脑死亡病例中，愿意和我接触见面的有2到3人，但这些人中有50%会做出捐献的决定，医院的临床医生也开始支持这一工作。”

陈小松坦言，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器官移植法律同时又规定必须得到3代亲属（包括父母、子女、伴侣）同意，缺一不可，而学校教育中又缺乏死亡教育，而一些发达国家中由于‘社会互助’理念的普及，加上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较大，这一工作开展较为顺利。”

陈小松认为，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死亡教育，转变民众观念将对提高器官捐献量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