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一直以来都存在质疑卫计委作为招标主体的声音。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法律规定中，招标主体是医疗机构、招标后购买药品的也是医疗机构，这一切均与政府无关。而卫计委设立医药招标部门，也并未获得法律授权。

一位二甲医院某科室主任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药品招标各个环节参与博弈的只有厂家与政府部门或者医联体，作为用药主体的患者及医生并没有被纳入到招标谈判环节。“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以药养医制度，医院可从用药中获得药价15%的利润，又将医院效益跟药品价格捆绑，使得高价药更易成医药市场的赢家。”

而作为提供药品的生产企业对招标亦有各种“抱怨”，矛头直指二次招标环节。

“药企现在的压力其实很大，GMP认证、药物一致性评价、新药研发等都要投资，原料、人工成本也都在上涨，招标价格还在不断被挤压。药品降价实际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仅仅是压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低价药、小企业都面临生死问题。”一位药企董事长无奈地表示。

据介绍，在宁波、福建、安徽等地，由于“二次议价”，已经导致很多用量大、疗效确切、品质优良的药品被迫退出市场。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宁波中成药“二次议价”，由于要在浙江省中标价的基础上再降幅15%，招标目录涉及1263个品种，最终仅有244个品种（337个品规）中标，中标率不足20%。大部分没有中标的药品是因为已接近成本价而无法再降，被迫出局。

对此，史立臣直言，药品降价现在进入了一个错误的轨道，应该降价的目标应该是动辄数万元疗程的高价药，而不是利润空间狭窄的低价药。“从最近一些招标情况看，一些原来几元钱的药品被压价成几毛钱，这连成本都达不到，这样的药质量能有保证？而企业也面临着诚信风险，如果断供会被拉入黑名单，以后的招标亦会受影响。”

而另据了解，注射用促皮质素、鱼精蛋白、注射用苄星青霉素等小众廉价药，有点像治疗罕见病的“孤儿药”，即使放开价格，企业也不会足量生产，其需求量变化只与该类疾病发病率有关。鱼精蛋白等药品经常出现过断供现象。

史立臣认为对这类药品，可尝试建立专门的国家储备制度，进行补贴，或是对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同时公开供需信息。“发改委现在放开相关定价权，但是需要加强对高价药品价格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