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明着阻止我对总理的爱，在这点上，就算是江青也不敢明着反对的。”

汪文风拿到了一张票，那是一张1月12日到14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周恩来仪式的入场券。对于那晚的吊唁，汪文风只说了句“人山人海”。

真正令他记忆深刻的是另外一个悼念场景：大批首都居民、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为周恩来举行悼念仪式。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了人们追悼、怀念的主要场地。短短几天里，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

“两个悼念同时进行。在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吊唁才属合法，而天安门的悼念仪式是江青他们不满意的，幸而这两个场面，我都参加了。”汪文风微笑地说道，“那年3月起就有人在广场贴诗了，我都是偷偷去看的。”

4月5日的北京天安门运动被镇压后，汪文风成了首当其冲的怀疑对象，他的文字记录被没收过，“许多字的一横一竖一撇一捺，以及各种偏旁字头，都用铅笔画了圈圈，做过笔迹鉴定。”同时，院工宣队长和革委会主任召开了全院几百人的党员大会，以追查天安门广场活动和“反革命政治谣言”为名，声色俱厉地对他进行了当众审查。

事实上，不仅是汪文风，他的孩子、学生、朋友，以及所有汉语教研室的同事，都参与了天安门的写诗、抄诗和藏诗。诗词的少部分副件，作为抄录来的，按清理规定上交了，大部分原件藏进了蜂窝煤炉的夹层，用塑料纸包好埋进花盆，卷进绵线团，用绵线缠了数十百层，作为线团存放起来。

10月10日，“四人帮”被捕，但两个“凡是”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天安门事件依然压在汪文风们的心头上，让他们喘不过气来。“眼看着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快逼近了，我们只有冒险一搏，不要命了。”他们把隐藏的天安门诗词挖出来，找一个钢板字刻得好的同事刻字，油印了近二百份《天安门革命诗抄》。

《诗抄》有了，还需名正言顺。于是，通过自愿签名的方式，汪文风与15个参与收集、编辑《诗抄》的汉语教研室的同事共同组织了“童怀周”小组。

这15人分别是：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胡连朴、刘兰英、蒋士珍、黄玉文、罗丹、杨昆明、张润今、石淑兴、赖梅华、刘志宽、赵寿安、朱清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