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为什么要给小组起名‘童怀周’?”
“我们要共同怀念周恩来。本来要叫‘佟怀周’,我老觉得这个‘佟’字不通俗,后来就改为‘童怀周’。再说,无论我们年纪多大,在周总理眼里始终是个儿童。”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早就从报纸中获悉了总理的病情,对这一天的来临也有预知,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还是痛苦不已,“我是痛哭不已啊。”
他跑回了教研室,想告诉每个同事总理去世的消息。他推开门,陡然发现其他人眼圈也是红的……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数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这里,在严寒中肃立致敬,作最后的告别。灵车所到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
汪文风曾在他的著作《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详尽描述过北京二外院“文革”伊始的紧张气氛: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由于“政治问题”,汪文风在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担任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不满一年,又由于“历史问题”加“政治问题”,被改派到汉语教研室当主任。1966年8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革命呼声迅即响遍全国大专院校。二外院里,几个通宵达旦的批判大会下来后,从反右倾开始,就是挨整专业户的汪文风,也由“保皇派”到“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再到“小爬虫”、“变色龙”。
“‘小爬虫’是指我在群众运动中发表不同意‘文革’的言论。另外,我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时,暴露了身份,蹲过国民党的大牢。你想想,一个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死,还出来的人。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成了‘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
于是,很自然的,周恩来逝世后,这只“小爬虫”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学院“文革”当权派的暗中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