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为什么要给小组起名‘童怀周’？”

“我们要共同怀念周恩来。本来要叫‘佟怀周’，我老觉得这个‘佟’字不通俗，后来就改为‘童怀周’。再说，无论我们年纪多大，在周总理眼里始终是个儿童。”

1976年1月8日上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噩耗。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样，早就从报纸中获悉了总理的病情，对这一天的来临也有预知，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还是痛苦不已，“我是痛哭不已啊。”

他跑回了教研室，想告诉每个同事总理去世的消息。他推开门，陡然发现其他人眼圈也是红的……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数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自发聚集在这里，在严寒中肃立致敬，作最后的告别。灵车所到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

汪文风曾在他的著作《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中详尽描述过北京二外院“文革”伊始的紧张气氛：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由于“政治问题”，汪文风在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担任政治部办公室负责人，不满一年，又由于“历史问题”加“政治问题”，被改派到汉语教研室当主任。1966年8月，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革命呼声迅即响遍全国大专院校。二外院里，几个通宵达旦的批判大会下来后，从反右倾开始，就是挨整专业户的汪文风，也由“保皇派”到“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再到“小爬虫”、“变色龙”。

“‘小爬虫’是指我在群众运动中发表不同意‘文革’的言论。另外，我在解放前参加地下工作时，暴露了身份，蹲过国民党的大牢。你想想，一个坐过国民党的牢而没死，还出来的人。我又被组织派去对国民党特务进行过调查工作。‘文化大革命’起来后，一抓‘特务’，看到我有那么多关系，不是特务也成了‘特务’，因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是连连升级的。”

于是，很自然的，周恩来逝世后，这只“小爬虫”的一言一行便受到学院“文革”当权派的暗中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