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以“童怀周”小组名义油印的115首《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在了天安门广场，立刻轰动北京，轰动全国，轰动海外，“那时来二外院要《诗抄》的人，真是川流不息，络绎不绝，搞得整个二外院像北京的大栅栏似的。”

就在《天安门革命诗抄》铅字版出版后，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童怀周”小组成员之一白晓朗突然被捕，罪名是在天安门张贴批判“四人帮”、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因为我们的行动激怒了参与镇压天安门运动，依然还在台上的当权者，冲击了‘两个凡是’的围墙。”汪文风解释道。

一天傍晚，他背起一袋子《诗抄》，走进公安部，敲响了原公安部宣传室主任陆石的家门。

“我把书往地上一放，对他说，我是来给你送书的。如果你要抓人，我就在你面前。”陆石被汪文风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书？”

“《天安门革命诗抄》！”汪文风直截了当。

陆石一把抱住汪文风说：“我的好同志啊。”

这一幕多么像1980年代电影中的某个桥段。100天后，白晓朗被放了出来，公安部还将过去收集来的天安门事件的“罪证”——另外900多首诗也交给了“童怀周”，于是，就有了后来再版的1000多首的《天安门革命诗抄》。

“谁是‘童怀周’真正的发起者？”

“这事有过争议。社会上公认是我。当年大家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出《诗抄》，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谁会想到那么多功利的事情？可能……后来看到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人心就起了变化……”

汪文风的眼中掠过了一丝困惑。

邓小平“最凶恶的刽子手”

所谓生活起变化，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汪文风当选由100人重组而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大报刊登的中纪委成员名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跑来问我。我不敢确实，一律推说不知道，万一重名怎么办？”

直到1979年1月4日，汪文风收到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请柬，才敢确认报上登的汪文风真是自己。

会议前后开了18天，由第一书记陈云主持会议，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分别作了发言。会议做出的重要决定之一，就是对康生、谢富治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

会下，中纪委秘书长魏文伯找到汪文风，开门见山提出让他进中纪委工作。“那时，我面对几个选择：一是教育部打算留我；二是兵器工业部张珍派人到二外院调我；三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陈荒煤要我到文学研究所。按我个人的兴趣爱好，我是很想进文学研究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