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这些问题在周恩来、在我父亲万里等人身上绝对不可能发生，不但不可能发生，而且绝对是“朝里有人做官难”。周恩来压邓妈妈，我父亲压他的亲妹妹和压我母亲，都是很厉害的。现在利用“朝里有人好做官”这种现象占便宜的人，还得吃亏。比如令计划，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一定会翻船。

有些老共产党员的故事是很动人的。比如陈云喜欢苏州评弹，最好的朋友荣毅仁送他一部盒式录音机，陈云又把礼物退回去了。徐向前去钓鱼，有人听说徐向前来了准备了一大桌酒席，徐知道后绕开酒席去吃了山西刀削面。这叫罢宴。

陈云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贪腐也是不允许的，美国不允许贪污，香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能贪污么？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加车税政策前买车，有避税嫌疑，最后只能引咎辞职。

说句实话，万老的保险箱里真没有什么港币、美元、英镑之类的，资产充其量一百万之内吧，我也没敢打听，我就打算不要了。我一说这数字，好几位大将的子女，比如黄克诚、罗瑞卿的子女们很惊讶，说：“你家这么多钱啊！”我只能说“我爸爸比你爸爸多活多少年啊”。黄克诚的子女说家里最多十几万，罗瑞卿子女说只有四万。

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好几位大将的子女都是骑自行车去的，例如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少将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都很淡然，我问他们怎么骑自行车过来了，他们就说，离得近就自己过来了，骑车也方便。

推行农村改革，万里也考虑过可能会被罢官、被打击

澎湃新闻：您之前在受访时说，万里有最惊心动魄的两段经历，一次是在铁道部，另一次在安徽，还说可以作为您写作的题材。是怎样的惊心动魄的经历？

万伯翱：在铁道部那会，当时“文革”已经9年了，（人人）都厌倦了。原来火车是绝对不正点，“社会主义火车人人坐”，人人都可以坐，尤其是慢车，有的人抱一只鸡、抱一只羊就上车了，红卫兵串联也不买票就上车了。

我父亲当铁道部长，是在9年以后官复原职，他想要有作为，有很多蓝图。他当时提出的论点现在铁道部门还在用：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他当时也提出了半军事化管理，要求制服着装等等。

邓小平找他谈话，“什么时候把铁路搞通啊？”“得两三年吧。”“不行！”后来我父亲用了一年，就把全国的所有铁路搞通，火车完全正点。这就是有本事的人。他很久没有工作了，到铁道部以后工作十分忙碌，春节也在火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