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感知着，纲要从期冀一步步变为暖阳
“虽然已经退休3年，但对教育还是很关注。那年我反映过农村教师职称问题，现在政策向农村倾斜了，我也评上了副高。”时隔近7年后，记者再一次拨通原甘肃省景泰县中泉乡中泉学区教研员魏烈天的电话时，他的应答仍是那般温暖。
2009年1月8日，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教育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时，魏烈天十分激动，觉得自己作为一名在边远农村工作30多年的教育工作者，有义务把对农村教育的观察、体验和思考写出来，为教育规划纲要提供一点素材。
于是，他拿出方格信纸，一写就是60多页，从制约实施素质教育的瓶颈，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评价与招生制度改革，到完善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建议，连春节都没顾上休息。
如今，说起这些年农村教育最大的变化，纲要出台后这5年间的一幕幕仿佛在魏烈天面前一一重现：经费投入多了，办学条件改善了，教师培训受到重视了，贫困学生有资助了，教师待遇提高了，均衡发展也得到了有效落实。
2003年，因为看到学生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封“遗书”而开始研究生命教育的江苏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副校长袁卫星，曾深深苦恼于周遭对教语文的他“不务正业”的指责，直到纲要开始大范围征求意见。
“针对当时我国生命教育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我和我们的生命教育团队，通过教育部邮箱，提出了‘国家层面开设生命教育课程’的意见。后来，纲要在‘战略主题’单元，明确提出了‘重视生命教育’的主题。”袁卫星说。
在教育规划纲要第一轮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曾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公开征求意见工作组意见收集组。40名中青年专业人员，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分类整理教育部门户网站留言及电子邮件，接收、整理和回复社会公众来信，并及时报送有关领导和纲要调研组。
“我们确立的工作原则是全面收集、专业整理、如实反映、及时报送，不让任何一条有价值的意见从我们的手中遗漏。”意见收集组负责人、时任中央教科所副所长的田慧生，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工作节奏和工作状态。2009年1月7日，公告发布新闻发布会当天，全组通宵未眠，翌日上午便及时报出第一份长达5万多字的意见摘报。
时间跨越到2015年。11月26日一早，教育部北楼二层报告厅，距离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还有一个小时。西南大学博士生、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杨欣与西南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乃庆，一起紧张地进行最后的数据核对工作。历时8个月，40次易稿，深度参与义务教育第三方评估的经历，让杨欣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审视这5年来的教育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