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违规者罚款，是否具备可操作性？

在宋国君看来，处罚本身也很复杂，罚完之后怎么处理？况且只有执法部门才有权执行，而非社区监督人员。发生纠纷，怎么解决？实际上更多还是应采取教育、引导、鼓励和经济刺激的方式。但要改掉居民的固有习惯也挺难，需要一个过程。之前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很多老师第一周还行，但一周之后就没效果了，很难坚持。所以需要设置监督员，否则有的做、有的不做，最后又会回到原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亦认为，垃圾分类不能轻易设置罚款、信用制裁措施。同时不宜做得太豪华，比如“盆景”多，过度智能化、形象化，难以复制推广。

垃圾分类到底有无效果？其实也在考验着产业链的末端。

“光顾着前端折腾了，后面还是一锅炖，没有意义，所以末端环节也要公开透明。”宋国君说。

徐向辉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北京末端处理能力是可以满足每天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需求的，垃圾分类会持续下去。我们也考虑到后端决定前端，去年也新增了一些厨余垃圾处理设施。

“此前确实有后端跟不上前端的问题。因为要建垃圾焚烧厂，需要几年时间，周期长，还要有环评手续。而前端走得稍快了一点。”徐向辉介绍，现在北京各社区桶车对接在逐步实现和推广，专桶、专车、专运就不会出现其他地方湿垃圾分的太多，处理不了的问题。如果还集中填埋和焚烧，垃圾分出来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后端有什么样的处理设施，前端才有什么样的资源要求。我们对垃圾混装混运肯定是要坚决杜绝的，况且这次有执法保障”，他说。

按照住建部的要求，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到2022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1个区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