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己的整个产程，J对最终的转剖并没有特别遗憾，「无论如何，我觉得上无痛让我获得了休整的机会，后来也配合医生尝试了顺产，也能头脑清醒的考虑要不要转剖……」

第二，事实上寻找有效减缓产痛的方法，是全世界几乎每种文化的女性从未停止过的探索。

但在过去的数百年间，对分娩痛的医学干预一直不是主流，在普利策奖图书《天空的另一半》中指出，「麻醉剂被研发出来后，几十年来不让分娩妇女使用，因为妇女受苦被认为理所应当」。

上上个世纪，产科医生辛普森曾经断言：「医学界一直反对使用分娩镇痛，但作用不大，我们的产妇一直在给我们施加压力，分娩镇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20世纪早期，一位美国女记者写道：女性们呼吁医生，要是能成功帮她们从产痛中解脱出来，就能使「一半的人类免受这个古老的折磨，而另一半人（男性）是永远不会懂得这种折磨的。」

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在欧美国家，分娩变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产物，在产妇们夺回自己对分娩控制权的呼声中，不使用药物干预的「自然分娩」再度盛行，著名的拉梅滋呼吸法便是出现于那个时期。

而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硬膜外镇痛（一种区域麻醉）形式的分娩镇痛开始大幅流行，根据当时的数据，1981～1997年间，在全美的各大医院，硬膜外镇痛分娩的比例有2/3。

3，中国的无痛分娩技术起初并没落下很远

最初，中国并没有落下很远，1964年，通过对67名「熟人帮忙」式分娩镇痛的案例的分析，张光波医生在第一届全国麻醉学术会议上作了名为《连续硬膜外阻滞用于无痛分娩》的报告。报告发表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

因为怀疑产程早期的分娩镇痛有可能延长产程，增加剖宫产的概率，在上世纪，妇产科内部的主流意见大多是宫口开到5厘米以上才考虑进行硬膜外镇痛。

直到2006年，基于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和美国麻醉医师学会分别发布了临床实践指南：「在产程启动后，产妇对镇痛的要求就是分娩镇痛的指征（而不是宫口的大小）」。

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产科麻醉研究上的一个巨大进展。

而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尽管相关技术20年前就已经成熟，但中国年均2000万名产妇中，迄今累计只有约1万名享受到了无痛分娩，比例不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