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印度服务业的发展缺乏比较强的支撑因素，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第三产业与第一、第二产业之间被撕裂成相互脱节的“孤岛”，无法形成内生性的增长正循环。从这次印度实施废钞令的乱象中看出，印度只有一半人拥有银行账户，平均每10万人只有10个左右的银行网点，全国只有20万台ATM机，主要集中在6个大城市。而在中国，不论城市乡村电子支付已经走向普遍化。印度虽然是IT大国，但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真正做大国内市场、拉动国内的消费，无法对国家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

印度当前GDP总量仅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其固有的“买办型”经济结构如同“没断奶的孩子”，支柱产业严重依赖外部带动，致使经济体系结构长期畸形发展，国内潜在的市场规模得不到激发。因此，印度经济的具有很强的不稳定性，当国际环境趋于紧张、世界经济普遍低增长的情况下，其本国经济的发展难题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

第二，“包养式”国家建构导致治理能力薄弱。而印度历任政府对这些问题也一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需要国家先行，在强政府的引领下乘风破浪。但印度的国家主权建立在英帝国殖民者主权让渡的基础上，直接留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家机制。

但是对于印度本身而言，国家基础能力建构的过程是完全被“包养”的。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的土地改革、社会改造以及基层政权建构，直接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嫁接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在中央，议会绑架了政府，束缚了政府的手脚。在地方，各方势力各自为政，阻碍中央集权。政府的动员、吸纳和整合能力受到压制，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经济发展规划都难以实施。

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后劲不足，超前的政治模式阻碍了印度应有的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的建设，没有基本的治国能力，其他任何努力都举步维艰。印度想要弯道超车，依然按照过去“买办经济”的思路发展本国支柱产业，做大国民经济的蛋糕，显然是困难重重。很多发展阶段绕不过去的，莫迪改革想要突破瓶颈就必须回头补课。

第三，“静态化”阶层流动深化社会不均衡发展。印度社会的城乡二元机制鲜明，城乡发展非常不均衡，城市经济虽然已经进入现代化，但仍然社会的许多角落依然残留着“封建”痕迹。种姓制度根深蒂固，高种姓以及新兴低种姓的宰制权贵在农村实际上过着大领主一样的生活，由一个家族支配一方水土，地方基层组织处于真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