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莫迪在政治领域展开改革，设立“转型委员会”以取代国家计委，并用“三年行动计划”“七年战略规划”“十五年远景文件”替代原有的五年计划。在原本的制度安排中，印度国家计委有权向各邦分配中央资金和批准中央的资本支出，从而积累了极大权威，依托强大的职业官僚集团，既可以抵抗来自各地方各部门的政治压力，也无需理会市场运行的逻辑，因此就发展出了一个严重影响政府行政的独立小王国。莫迪取消国家计委，意图打破“山头主义”从而加强政府集权，而这项目标明确的改革只是印度政治改革的冰山一角。

印度想要实现工业化，需要发展大规模制造业，就要提供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劳动力，必须破除种姓制度对底层民众争取向上发展的束缚。同时工业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负面影响如征地、廉价薪酬、环境污染等，会引发群体性不满，印度的西方民主式政治架构会使政府被民意裹挟，工业化无法顺利推进。想要破除这种困境，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大力推动中央集权，建立强政府。而政治上的重新洗牌则会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稍有不慎，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引发国内局势的剧烈动荡。

改革“深水区”难以破解结构性危机

综合各项改革措施来看，莫迪改革意愿强烈且蓝图宏伟，意在通过提高印度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但是，莫迪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也缺乏完善的配套措施与之相应，诱发了市场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遭遇“雪崩”式衰退。目前，改革受到层层阻碍，进入“深水区”后遭遇发展瓶颈，难以破解印度社会的结构性危机。

第一，“买办型”经济结构缺乏内生增长动力。这次印度多项经济指标暴跌并非偶然，而是呈现出许多趋势性下行的征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印度社会存在一种倒挂式的经济发展现象，农业和工业都是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服务业却十分发达，而且越是高端的服务业显得越是发达。

这种局面的产生来自于印度的服务业主要是承接了西方国家产业链中下游的外包订单，并且服务业发展和分布的状况十分分散，从而形成一个严重依赖外部因素的“买办型”产业结构。

“买办型”产业结构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印度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直接略过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本国经济比重突飞猛进。相比之下，印度工业产值占比从1950年到1981年，数据从13.6%缓慢上升至22%，而到2006年仅上升至24.7%，也就是说近30年的时间里印度工业的发展基本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