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增大。在之前一系列深度报告中，我们指出，耶伦主导下的美联储已经背离了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本次大选将进一步增强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市场风险偏好，阻碍实体经济的复苏。首先，美联储受到特朗普的强烈抨击。在首场电视辩论中，特朗普重申美联储遭到政治绑架，持续的低利率导致了美国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特朗普此前也多次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不会再度任命耶伦作为美联储主席。其次，低利率环境与希拉里的经济方针存在内生矛盾。长期的货币宽松引致了美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问题，造成了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社会福利的损失。这与希拉里“改善就业环境、保护中产阶层”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最后，当前的低利率环境，部分可归因于大选前夕的政策透支。在大选结束后，货币政策转向的可能性亦将有所提升。

第三，民粹主义风险由虚转实。在英国脱欧之后，本次美国大选是民粹主义全球泛滥的又一标志性事件。不仅特朗普是美国右翼民粹的代表，而且在桑德斯的冲击下，希拉里也需要取悦左翼民粹选民。因此，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民粹主义都将登堂入室，并在政策实践中有所体现。这将产生多重风险。其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膨胀。全球化退潮加剧，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放缓，美国和全球经济复苏雪上加霜。其二，美国外交策略趋于强硬。无论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论”，还是希拉里的“美国例外论”，都将加速经济风险向地缘政治风险转化。其三，美国大选与英国退欧形成共振。民粹主义在英美的崛起产生示范效应，对2016-2018年陆续大选的欧洲20逾国及其他地区产生冲击，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更加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