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勇：这起案件的证据充分。2014年，河南在校大学生闫啸天和朋友在辉县市捕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16只，并售卖，2015年5月，辉县市法院一审以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闫啸天有期徒刑十年半，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闫啸天明知燕隼是国家保护动物，也知道自己的猎捕行为是违法的，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科十只以上，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一审、二审认定被告人闫啸天犯非法猎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定罪准确。

新京报：可不少网友当时说，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不应该因为掏了十几只鸟就受到如此重罚。

张立勇：保护濒危物种、修复业已破坏的生态环境，恐怕更加困难。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把保护环境定为基本国策，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法律手段在生态保护领域必须不断强化。如果我们的法律对捕猎贩卖野生动物的行为网开一面，后果将是更多的珍禽猛禽被贩卖、猎杀。

新京报：当时各界对法院一片质疑声，压力大吗？

张立勇：去年12月，媒体刊登《掏鸟16只，获刑10年半》的报道，使这起案件成为群众热议的话题。新闻发布后，多数网民认为，掏个鸟窝就被判刑十年半，量刑太重，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声讨和质疑法院判决。

之后，随着媒体对主审法官、闫啸天父亲及律师、法学专家的采访，以及闫啸天长期通过QQ、贴吧等网络渠道贩卖猎隼等珍稀鸟类的信息被披露，网友们才知道详情，转而痛斥偷猎的行为。舆论又发生了反转。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舆论反转？对司法机关有影响吗？

张立勇：“掏鸟案”其实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已经收到了非常好的法制教育效果。

新京报：这样的舆论反转暴露出什么问题？

张立勇：曾有网友评论“掏几只鸟就判十年刑，做人不如做鸟”，这反映出很多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缺位和法律意识的淡薄。被告人掏的不是普通的鸟，而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属于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从法律上讲，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涉及国家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那就是保护物种的多样性。这次判决，也警示了潜在的盗猎者，增强了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谈“执行难”

网络司法拍卖扼制暗箱操作

新京报：“执行难”一直是老大难问题。去年底，河南媒体就披露了“老汉13年胜诉13次建不起房”的基层执行难案例，对破解“执行难”上有什么考虑？

张立勇：媒体报道的这起“老汉13年胜诉13次建不起房”案例，已经圆满解决了。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我们最近要求各个中院和各级法院，必须由常务副院长分管执行工作，凡是没有配备执行局长的，必须选优秀的执行局局长，这是一个措施。

我们还准备开展两项措施，一是把基层的执行局都改成执行分局，由中院的执行局统一领导。还有，实行异地管辖，我们正在几个中院做试点，加大执行力度。

新京报：也就是说，就像“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一样，执行环节也要跨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