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滞后是相对于风险而言。我国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经济也是风险经济，但是制度变迁的速度慢于风险产生的速度。这个时候，整个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就会被放大，行为方式也会转变，导致成本急剧上升。从定价的角度看，过去是按照历史成本来定价，而现在的定价是按照风险来定价，企业的成本也不是历史成本，而转化为一种风险成本。一旦按照风险来定价，就不是遵循以前所说的供求规律。比如说，在当前资本和资金相对过剩的时期，融资成本为什么还那么贵，企业借钱的时候利率那么高？就是因为要考虑风险因素。当银行给企业贷款的时候，它首先要评估企业的风险状况，中小企业风险大，利率就要高，大企业风险低，利率就低。除了在利率上还有抵押和评估也需要费用，所以导致融资贵。所以当定价机制不是按照历史成本，而是按照风险定价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都会变贵。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的成本就会提高。

从社会角度来说，风险社会意味着很多风险要内部化，比如说养老要由企业承担社保缴费，导致企业成本上升。内部化就意味着转化为企业的成本，导致成本上升。由于经济、社会各种风险不断扩大，不确定性增加，整个经济的运行成本就会上升，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高成本时代。这个高成本时代和高风险时代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成本已不是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而是风险的转化。但是，我们一直是按照历史成本的观念去理解成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不能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那么高成本是无法降下来的。而要降低整个社会的风险水平，就要加快改革，加快制度创新，推进制度变迁，使制度和风险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匹配。当经济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总体水平下降的时候，那么整个成本水平才能下降。

当前面临的所谓成本高，归结起来都是制度性成本。制度性成本提高不仅是因为管制的原因，而且是因为现在风险的整体水平提高了，而制度创新没有及时跟进，导致风险整体水平上升，最终引起成本上升。所以，降成本的着力点应是怎么样降低制度性成本。只有降低制度性成本，我们才可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