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冲击”向亚太提出“转向”之问

除对TPP的反对外，特朗普还表示要重新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对中国的影响会很大，因为中国与墨西哥在对美出口方面有较大竞争。对美国来说，1994年NAFTA建立后，成长最快、产业链最深的就是汽车行业，加拿大和墨西哥对美国出口主要就是汽车。因此，当日本答应参加TPP，因而在汽车问题上与美国跨国公司达成妥协之后，奥巴马政府以为万事大吉。但是，特朗普显然更为看重超越自由贸易的一些议题，比如移民问题、制造业回归美国等(特朗普在选举期间曾不顾政治正确性，要求在美墨边境树立高墙；特朗普当选前几天，墨西哥比索快速贬值，市场预期前景不妙)。如果特朗普不仅取消TPP，而且重新商谈NAFTA，那么美国各主要制造产业将重新布局，原有的规则体系也将重塑。

在亚太地区，对美国跨国公司而言，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两个主要的投资目的国，两国合计占美国在亚太投资的一半。这两个国家参与全球自由贸易区的热情也很高涨，分别是TPP和RCEP的谈判方。其中，新加坡是东盟的主要成员国，是亚太地区少数几个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的国家，在全球经贸领域和澳大利亚相当，地位都很不一般，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地区一体化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安全上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非常倚重于美国，特别是澳大利亚政府明确宣布美国——而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仍是其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在特朗普放弃TPP之后，这两个国家面临着重新选择方向的难题。

应当指出，由于新加坡、澳大利亚过分推崇TPP，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盟主导的RCEP谈判。加上印度这个原本不属于亚太地区的国家参与到了RCEP的谈判中，在发展模式和理念上与地区内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致使RCEP的多轮谈判都停留在多个双边的磋商中。尽管如此，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东盟对于参加对美博弈仍然重要，在美国前20个主要进口来源地中，有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东盟希望美国继续开放市场，同时也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承诺推进东盟内部的市场一体化建设。

当然，地区内一些中小国家，不仅缺少开放市场的实力，也无法在理念上提出足够吸引的区域合作模式。中国政府看到全球化退潮的危险，也看到了推进新型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包括亚太自贸区、RCEP以及一带一路，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明这样一种前景。今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获得较大发展，这是一个旨在将沿线国家总体发展水平从人均2000美元提升到4000美元的长远构想，对于欧美长期以来忽视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园分外重视，这必将带动周边区域的共同发展，因而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在美国退缩并强化其国内经济建设之际，中国推动新型区域合作的动力是强劲的，地区合作也需要中国发挥更强有力的领导力。

(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海外网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