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慈善事业的布局和慈善资源的配置也在调整。比如慈善领域著名的希望小学工程，随着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普及，国家作为政府提供的基础公共服务把这个项目包了，希望小学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另外，随着医保的全覆盖，有些项目像白内障治疗等都可通过医保解决。这些调整会给与文化有关的公益慈善项目留出更大的空间。

第四，文化建设成为国家“五位一体”建设总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成为国家的奠基战略。中华文明传统体系建设进一步落地，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看博物馆、看演出，背古诗、接触国学等等。从文物领域来看，介入收藏领域的人们以8千万计，同时民办博物馆超过1千家，文物保护的社会组织注册登记的有300多家，没有注册登记的草根组织更多，这些都是参与文物保护慈善与公益的肥沃土壤，是发展文化慈善丰富的滋养，因此我们对文化慈善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也充满了信心。

下面就我国慈善文化传统和慈善文化的缺失谈点粗浅看法。中华民族是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民族，在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这样的思想。从文物上说，《尚书》里就提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如果把家庙祠堂长期保留，可以传承文化；像商州的青铜器上，有很多铭文一般都写着一句话“子子孙孙永保用”，说明它是注重保护和传承的；像敦煌的莫高窟，实际上就是由世世代代的民众建造和供养的，都是社会参与行为；另外，唐宋明清历代官员出资带着民众修庙修古建这样的事例也不乏史书的记载，这些都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有着丰富的营养。但与此同时，文物慈善保护也有缺失，比如公众向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捐赠意识的缺失。郑振铎先生在1947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保存古物刍议》，他提到“依照欧美各国博物馆或图书馆的成例，他们自己花钱购置的东西极少。大部分都是若干名收藏家所捐赠的。像这样的事，在英美诸国总是会成功的。这种风气在我国还不曾养成。谁肯把辛苦收集起来的东西一起捐给公共机关呢？”70年过去了，现在这种风气是否养成还不好说。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以家庭为传续的习惯，当然这个问题可能西方国家也经历过，而我们正处在这个阶段。现在有一些私人民间博物馆出现了一些好的势头，已经有人明确表示我成立理事会，我把我的东西都交给理事会，不属于我个人所有，捐赠给博物馆的东西永远由博物馆所有，不能再出售变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