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刑统·斗讼》“斗殴杀人”条载：“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诸斗殴杀人者，绞。”由此，不论将武松的行为定性为“斗杀”或“故杀”，其结果非绞即斩。武松之所以在法定刑之外被从轻处罚，关键性的一点是其行为性质属于复仇。

复仇一直是传统社会里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一方面，杀人行为触犯法律，应当接受法律惩罚；而另一方面，基于其复仇性质，其本身却又合乎儒家倡导的孝道伦理。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冲突，在立法层面上，传统的制度干脆回避了复仇问题，复仇案件的判决，往往由案件的具体承办人员（甚至包括皇帝）酌情进行裁量。法律实务中，人们在面对个案的时候，往往陷入情与法的漩涡，顾此失彼、进退失据。

唐代武后年间，发生徐元庆为父复仇案，史书载：武后“欲赦之”。不想却遭到时任右拾遗的陈子昂的反对，他给出了一个现代人看来近乎荒诞的处理办法，即：“正国之法，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嘉其徽烈。”意思是，对待徐元庆案，必须按照法律，处徐元庆以死刑，之后，给予其嘉奖、厚葬。

在《驳复雔议》中，柳宗元细致地分析了陈子昂所提处理方案存在的悖论，痛陈这种处理方式可能引起的危害性后果，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策略。在他看来，处理复仇案件的恰当方式，就要先搞清楚是非曲直，如果徐元庆之父蒙冤而死，那么，徐手刃仇人后自首，是“守礼而行义也”，即是无罪的；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犯死罪，那么，徐元庆向作出执行死刑判决的官吏复仇，就是犯罪，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相比前两者观点的明快，韩愈对待复仇案件的观点还多了些模糊和含混——在他看来，“……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最好的办法就是“下尚书省集议，酌其宜而处之”。由此，传统社会里，复仇是一项司法人员须谨慎面对的重大课题，对于人子、兄弟间“尽孝”的复仇行为，很难严格按照国法处置。

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的精明恰在于此。在阳谷知县那里，虽然“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寻思他的好处”，有意为武松开脱，但仅仅是杜撰了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情节而已，对武大的死因，特别是对武松杀人行为的复仇性质丝毫没有涉及。而东平府的陈府尹强调的就是复仇，因为要减轻或免除武松的罪责，非如此不可。正是由于陈府尹的努力，在案件的终审判决中，涉及武松部分，开头就是“系报兄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也正是这句“系报兄仇”，武松没有被判死刑，而是“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这大概是武松以及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

然而，在宋代，除去少数非典型的复仇案件外，绝大多数案件，当事人均获得“义之”“特贷之”的无罪判决。据台湾学者陈登武的考证，唐中叶以后，只有一个复仇的案例中案犯被处死，北宋和南宋总共也只有一个案例。由是观之，在当时的司法语境下，综合武大之冤，西门庆、潘金莲、王婆之恶，武松复仇行为的光明磊落等诸多因素，武松的行为不但不能被追究责任，相反，是应该予以嘉叙的，要“壮其烈而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