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某些旗下有经营实体、有正常经营利润的机关事业单位，也在进行“内部集资”。他们以为下辖实体企业加快发展之名，向干部职工发放远超存款利率和理财收益的“集资福利”。如此这般，若想前移非法集资的防控关口，势必要先清理这类“部门集资”和“事业集资”。

　　眼下，“部门集资”和“事业集资”已被禁止，行政和司法两大体系互相配合协同的施政风气初步得到确立，发端于去年底的金融全领域去杠杆、治乱象，将某些“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画皮一层层扒开。由此作基础，颁行专项法规，把对非法集资的行政监管关口前移至防范阶段，明确县以上政府的领导责任，确定央行及各地分支机构为监管主体及协助机关，授予监管机构行政预防、行政调查、行政查封、行政清退、行政处罚的各项权限与义务、职责与分工，可视为《征求意见稿》的主要“筋骨”和亮点。

当然，非法集资监管关口由被动应付前移至事前预防和事中制止后，不要指望此类非法金融欺诈活动立刻销声匿迹。集资参与者上当受骗损失自负，已明确写进《征求意见稿》，并将以法条形式被固化下来，这对培养公众的投资素质，提高公众的投资能力，将形成必要的引导和“倒逼”作用。

（本报评论员：潘洪其 原标题：治理非法集资，政府社会各负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