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张锐陪母亲去济宁的医院动手术。他没想到，再见张超已经是和张国华一起手捧他的骨灰盒，“有点沉”。

张国阳也耿耿于怀，为何张超没在临行前告诉他们这个决定。他只要想到好友在被传销组织的人围困时无人搭救，内心就会泛起一阵阵痛楚。

在家十日，张超除了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之外，他还会帮父母下地干些农活。

张国阳说，“在村里人看来，年轻人就该出去，尤其家里那么穷的话，在家多待一天都是一种奢侈。”

“穷啊，小孩就是想赚钱。”张国华这样解释孩子急切去天津面试的原因。

　　无奈的抗争

“法律援助是什么……我看不用请律师，可以找人写个状子。”8月8日上午，张国华蹲在静海区刑侦大队门口的树荫下说。

“不成。”张国华的姐夫在一旁断然反对，他劝张国华，请了律师就不用来回跑了，否则不懂还瞎忙活。

早在7月23日，张国华就知道了李文星的事，两个孩子的情况有些相似，出身农村、求职心切、身陷传销、同天身亡。

亲属中有人将张超的案件爆料给山东本地的媒体。起初，张国华很是抗拒。但来人都说能帮助儿子讨回公道，他就变得半推半就起来。

他听从一家媒体的建议，给张家窝派出所打去电话询问案件进展，并录了音提供给媒体。“这些话其实警方之前也跟我说过，只是之前没录音，也是警方提供给家属的案件信息。”

8月7日，他到天津先后去了西青区张家窝派出所、静海区刑侦大队和经侦大队，一一问询。到他8月8日下午离开天津时，还没有得到答复。“据说把派出所接电话的小同志害得挺惨。”张国华有些内疚，也因而有了推论，“媒体知道越多，警方会说得越少。”

然而，他一边说着拒绝媒体的采访，一边还是忍不住跟电话那头的记者多说几句，“别人也不容易，都是关心咱孩子。”

更关键的是，他放不下对案件的诸多疑问，“到底是哪家信息平台让我儿跳进了坑？”、“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为什么我儿一米八三的个子，之前身体好好的，会在短短三天里因 中暑 身亡？”“他平时戴眼镜，为什么眼镜不见了？”

“我就想要个说法，”一转身他却又战战兢兢起来，“我也知道咱给政府添麻烦了……”张超的遗体停放在太平间时，原本要收一万六七的费用，西青区的一名法医找人给他减免了七千多，他心心念念让记者一定要在稿子里感谢那个法医。

张国华不愿白受人恩惠，也不愿占人便宜。从天津回到郓城的那天晚上，他到镇上面馆吃饭，老板了解他家情况，结账时没要他的钱，他坚持要给，两人就这么推让了半天。

当了一辈子老农民，张国华没想到半身入土时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他觉得儿子冤屈，自己憋屈。

从天津回郓城，他买了人生第一次的卧铺车票，但一刻都没有躺下，他老惦记着孩子念高中时的一件事。

那次郓城一中的老师打电话给他，说张超在宿舍里玩手机，他知道孩子是冤枉的，但他没有打电话给老师证明这个问题。他现在觉得有些后悔了，不该让孩子带一点点冤枉离开。（文中张国华、罗梅、张迅、张锐、杨柳为化名）

（原标题：谁害死了张超？贫困大学毕业生天津求职误入传销致死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