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围绕着让房子归回居住属性，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比如，上海在出让土地时，采取“只租不售”模式。广州则推出“租售同权”，明确租房者子女可就近入学等“同权”措施。

不论是上海的“只租不售”，还是广州的“租售同权”，以及北京的“共有产权住房”，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一个共同的政策出发点是：意在加快构建租售并举的房地产长效机制。

“未来的保障房体系中，租赁型的以公租房为主，销售型的以共有产权住房为主。”顾云昌认为，经过了过去多年的发展，现在更清楚地将这两种模式表达出来，建立保障房的长效供给体系。

不过，共有产权住房能否承托住“长效机制”的期望，仍然存在不少挑战。

在前述傅蔚冈所写的文章中，他认为，政府之所以要摒弃以前的保障房模式而推出共有产权房，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没法享受房地产市场上涨所带来的收益，导致在投入上缺乏可持续性，最明显的莫过于以租赁为主的廉租房或者公租房项目，“政府用于建设住宅的成本过于巨大，每年的租金收入完全弥补不了巨额建设成本，甚至连利息支出都不能覆盖。”

胡景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共有产权住房的模式下，政府既能分享出租收益，也能分享房屋增值带来的收益，有利于后续保障房建设的投入。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推出共有产权住房，实际是政府在吸取以往保障房的教训，试图在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兼顾土地出让收益。

除了这一层双重考虑之外，北京市在《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还提出了另一个双重考量，即希望共有产权住房，能“充分发挥改善民生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双重作用”。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平抑房价。

“北京推出这个方案是在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另一方面也基于以往的经验，“北京前几年推出的自住型商品房，在平抑房价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从北京市之前的自住型商品房的经验来看，能够比较有效的平抑房价，这是经过市场检验的。”胡景晖说，虽然影响房价的因素是综合性的，但整体来讲，北京房价在上海和深圳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相对平稳，这和当时自住型商品房的供应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