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实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特定的实体性内容的——这正是马克思在其理论方法中特别用“主体”或“实在主体”来加以强调的东西。 根据这种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在总体上必须使“实在主体”即特定的社会“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事物或研究对象的现实性都具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规定，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深入到特定的“实在主体”中，从而揭示和把握其社会—历史之规定。对于讲中国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既然他们面临的主要是中国问题，既然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乃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既然他们研究的事物在总体上为这样的问题领域和社会现实所规定，那么，除非他们把深入于中国社会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否则的话，就还谈不上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我们把意识到这一根本任务并付诸实行的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可以有多重规定，但其中最为本质的规定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南，面向中国问题，并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目标。

因此，从总体上和本质上来说，如果不去真正研究中国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就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学术的中国化，甚至连真正的中国问题都不可能在学术上被构成。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中国革命时期有一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俄国的经验抽象化为一般原则，因而认为中国革命的道路乃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其实践后果则是一次次惨痛的失败。事情的要害在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因而在他们那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中国问题，有的只是抽象的原则（即公式）及其“外部反思”的运用（即教条主义）。唯当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始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开始实际地把握到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才开始构成真正的中国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问题。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来说，当它在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相应的积极进展和积累之后，必须适时地实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也就是使这种学术大规模地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决定性要义是：它不能仅仅局限于文本、思想史和理论逻辑之中，也不能仅仅周旋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成果和进展之间，而是要使所有这一切都能够在当今“中国问题”的导向中聚焦，并且以切中中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定向。这一要求实际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草创唯物史观时就曾明确指出：他们所提出的原理只是一些“科学的抽象”，这些抽象只能被当作研究的指南来使用——一旦离开了现实的研究，它们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学术绝不可能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经院学术，如果执马克思主义之名的学术竟然表现出这种经院特征的话，那么它肯定早已转变为唯物史观的对立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