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率敛所监临财物馈遗人者，虽不入己，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意思是，带头聚敛他人财物，馈赠他人，虽然不归自己所有，也要按照“受所监临财物”处理。这也就难怪晁盖、吴用等人，理直气壮、想当然地把它定义为“不义之财”了。

再有，梁中书指派杨志护送“生辰纲”，这一做法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说白了，他这是公权私用，利用手中职权指使下属为自己干“私活”。对此，宋代有专门的法条予以规制。同样，按照“所受监临赃条”：

“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若有吉凶，借使所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营公廨借使者，计庸赁坐赃论，减二等，即因市易剩利及悬欠者，亦如之。”

意思是，身为主管官员，因私使用所属人员，或从自己管辖的部门借用奴婢、车船牛马等公共物品，各按雇佣、租赁的方式来计价，按照其接受主管财物论罪。如果官员家中，有婚丧嫁娶等红白事务，可以准许借使其管辖的人员，但总数不能超过二十人，每人不能超过五天，官员亲属则不受此限制，不计算在此二十人中。即便官员想改善办公环境，役使下属建造办公房舍，也要各计工值、租金，以赃论罪。或者，官员为盖办公用房从事经营行为获利或有所亏欠而不按时偿还，也要计算利润或负债额度，以赃论罪。由此，梁中书指派杨志押送“生辰纲”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其性质属于“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

综上，无论是那十万贯“生辰纲”，还是梁中书的“委托”行为，均触法或被制度明令禁止。而曾做过殿帅府制使、具有公务人员履历的杨志，对此不仅毫无认知和体察，却因为没有兑现自己当初向梁中书的承诺，竟心存轻生的念头，要“撩衣破步，望着黄泥冈下便跳”。这一幕，实在有令人啼笑皆非之感。